這樣的新聞注定是會引起廣泛爭議的：重慶市人社局等部門下發文件稱，到2012年底，對全市35歲以下未取得國民教育大專以上學歷，又沒有在校學習或者補習的在職公務員、專業技術人員和職員，將視為不能完成工作任務予以辭退(聘)處理。學習期間每年學費由財政資助，并在就讀期間保留原職務。

輿論馬上會想到，憑什么公務員拿文憑要由納稅人來埋單？

這樣的質問基本切中問題核心。但是我覺得，按照目前制度安排，最該說這句話的是人大代表或該市的人大常委會。但是，如果他們都沒什么意見，輿論豈不是成了“皇帝不急太監急”？

事實上，對重慶有關部門而言，這樣的規定沒有風險。他們甚至不需要為這個規定作任何辯護，因為這個規定所貫徹的恰恰是中央要求干部“知識化、專業化”的精神。比如，還有引起廣泛爭議的云南昆明“外語新政”———要求公務員學習掌握5門700句常用外語，同時掌握計算機和普通話——— 誰說這不是在貫徹落實干部“知識化、專業化”的要求？

當然，類似的規定與公眾的直觀感受是有抵觸的。公眾會本能覺得，干部是否有大專學歷甚至博士學歷，是否掌握外語和計算機、是否能說一口流利的普通話——— 這些都不重要。而事實上也確實如此，公眾擔心的不是干部為人民服務的能力問題，而是官員們對待自己手中公權力的態度———如果這個問題沒有解決，官員像清朝貪官和珅一樣學富五車、才高八斗，又能如何？

非民選官員的考核，是個世界性的難題。雖然從客觀上來說，行政體系內，對干部有相對系統、嚴格的遴選和考核機制。在日前中央出臺關于干部考核評價機制的有關文件中，強調考核要突出科學化、民主化、制度化等指標之后，但同時，“民意在干部考核評價機制中究竟占多少分量”的議題也日益凸顯。

我們可以看到，行政體系內部可以根據不同的需求，制訂不同的官員考核指標——— 比如為了招商要學英語、比如為了達到“專業化知識化”的要求而必須達到大專學歷——— 行政體系通過行政動員的方式，通過對官員的考核要求把他們統一到某一個大局上來。

這樣造成的負面效果是可以想見的：由于缺乏服務對象客觀的評價，行政體系內部的競爭很容易變成了一種利益追逐的“游戲”，很多干部也會逐漸發現，決定他們升遷的，未必是服務對象的評價，而是他們與權力核心的距離；如當官員升遷與他所服務的對象的評價毫不相關時，對處于“局外人”角色的公眾而言，他們所能感受到的，官員的升遷是基于利益“追逐”的結果。

因此，對行政當局而言，出臺這些旨在提高公務員學歷、外語水平等的規定，也許確實是為了提升公務員的能力、樹立更好的隊伍形象，然而由于事實上各自話語體系的隔絕，這樣的努力是很難去消解公眾客觀存在的“誤解”的——— 可以想見，隨著“誤解”的不斷加深，我們迎來的可能是一個雙輸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