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并不到此為止。寬縱此前違法行為，是否足以達到獲得屬實數據的效果，仍然是一個問題。普查數據是制定土地規劃的依據，哪怕寬縱以往，不改變此前的規劃，上報數據仍會影響到今后的土地規劃制定，所以地方政府是否會如實報告數據，仍然不可預期。因為繼續不如實申報，不僅可能帶來未來的利益，而且將會使此前的違法行為貌似不曾發生，不如實申報可能有多重利好。更重要的是，哪怕是以政策反對法律法規，追授違法行為的合法性，也不能讓人擁有獲得真實數據的信心。

我們知道，數據作假已經引發普遍質疑，不只是國土普查必須出臺這樣一個政策，統計公報更會在發布之前對各種數據套用消除虛報的修正公式。在一個高度強調集中的行政體制之內，決策正滑向不能得到真實情況支撐的陷阱，而行政體制仍在勉力而行，以求通過一些未必正當的政策來獲得實情，效果卻將繼續令人不敢保證。

作假的存在，固然有地方利益，有官員利益等。然而，作假問題難于克服的，除了治理結構上的有意剝除地方考慮的傾向，也與治理結構高度依賴權力自身的上下管理有關，因而缺乏社會對權力的規制，導致權力高度集中。

然而，治理結構面臨如此困境，我未聞有何種改進的思考，而批評者仍在迷信權力集中的用途，好像權力的以上凌下更嚴厲一些，“垂直管理”更多一些，也就是下級權能縮小一些，情況就會好起來，而在我看來，通過下級擴權和社會開放之路，應能收到更好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