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私人企業之恢復，已有三十年。隨著歲月流逝，當年的創業者已經逐漸老去，企業面臨傳承問題。某省官員發起一個“千名民營企業家后備人才培養計劃”，第一批有50名富二代，而其培訓費用主要由省委組織部負責。組織部的經費當然來自財政，用納稅人的錢為私人企業家培訓接班人，這是否合適？

相關部門肯定認為這是天經地義的，否則也不會做這種事情。所謂的“經”，就是經濟增長至高無上之經，就是拼命追求G D P增長之義。官員們之所以形成這種信念，是因為官員的政績考核以G D P增長為主要指標。因此，官員們執政的首要任務是實現經濟的高速增長，當然會采取重商主義的政策。

重商主義一詞的含義可以略作分解。一個意思是說，相對于民眾、相對勞工，各級政府官員更重視商人的權益。比如，就在江蘇蘇州，過去若干年來的經濟快速增長有 “三大法寶”，即“張家港精神、昆山之路和園區親商理念”。這里已經有了一個“親商”，而“昆山之路”的實質即是招商引資之路，核心優勢則是“親商理念 ”。當地政府還將其分解為“親商、安商、富商”三個綱目。

政府之所以親商，乃是因為商人能帶來投資，而投資及企業產出能夠給本地帶來GDP。所以，被GDP考核推動的地方官員必然會在自己的權力范圍內、甚至超出自己的權限范圍，賦予投資者、經營者以種種法律上、稅收上、政策上的優惠。這樣的優惠，這些年來花樣不斷翻新。比如，各地用諸多減免稅收政策；比如，政府禁止環保局進入工廠進行檢查；比如，達到一定投資規模，政府給企業家發放警車牌照；比如，投資者的子女上學可以獲得加分照顧等等。這種優惠在很多時候已經變成一種相對于勞工、相對于社會、甚至相對于其他政府部門的法外特權，很多企業就是靠這一特權獲取利潤的。

政府出資、并無微不至地安排培訓“富二代”，就是政府親商的新花樣。在主管官員看來，采取這樣的措施可以讓富二代順利接班，企業繼續保持生命，從而讓本地的GDP增長保持平穩，因此政府為此拿出一些公款是值得的。官員們基于自己的立場進行成本-收益計算，完全可能覺得，這樣的措施是利國利民。他們決不會以為自己是在濫用納稅人的稅款。

但重商主義的第二義意味著，這樣的措施在事實上必然制造不公平。這第二義是嚴格學術意義上的重商主義，即亞當斯密在《國富論》所批評的那種由政府對商業活動進行深度管理、控制、管制的觀念、政策、制度體系。政府一旦親商，則必然人為地在社會內部、在企業之間區分出三六九等。因為，政府的雨露終究是稀缺的，大多數人不可能得到政府的照顧，他們就與得到政府照顧者處于不平等的地位。

具體說來，政府的親商政策總是有利于商人群體，而不利于勞工。其次，同樣是由于政府資源的有限性，親商政策也會在企業之間人為地制造不平等，政府即便有心照顧投資者、經營者，畢竟也只能照顧其中的少數。

假定政府的培訓計劃能夠為企業帶來收益，那么，政府培訓富二代的計劃也必然在企業之間制造不公平的效果。畢竟政府沒有能力對所有企業家或其后代進行培訓。本來各級官員的心目中，有一個對待不同企業的尺子。原則上，最受寵的是國有企業，尤其是現在經過改制之后可能是靠著壟斷地位仍有贏利能力的大型國有企業，他們的人才始終是由公款進行培訓的。接下來是跨國公司，在增長優先的官員看來，跨國公司是金蛋。排在重要性最后的往往是私人企業。不過，私人企業又可以劃分為幾種不同類型，這與私人企業家的身份有關。

可以設想，能夠得到培訓機會的，都是與政府官員有關系、或者政府所青睞的企業。而政府所提供的培訓機會，本身就為富二代們提供了一個與政府相關部門建立或鞏固“關系”或與成功的、有勢力的企業家建立“關系”的機會。那些得不到這一培訓機會的富二代們，就不能享有這種好處了。

這樣說來，政府的親商政策也許真的實現了本地GDP的高速增長，但它也將制造商人群體與其他社會群體之間的不公平，越富裕的人得到的政策優惠越多，較貧窮的人反而要為這些優惠政策買單。政府出資安排的富二代培訓計劃，也許真的有利于整體上的私人企業事業傳承，但它也確實在企業之間制造了不公平。人們要問的是：權益并不平等的人群能形成健全的社會秩序嗎？權益不平等的企業能形成健全的市場秩序嗎？(作者系北京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