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固始縣在2008年全縣選拔正科級干部和縣局級干部任用中，最后確定的12名鄉長大多是當地官員親屬，難免給人“繼承”之感。8月29日《新京報》報道說選配被指在資格條件上為衙內們“量身定做”。

當然，權力世襲的問題并非始自今日，越到基層社會，深厚的家庭與關系背景往往比知識和學歷越能取得競爭優勢。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報告《當代中國社會流動》(2004年)指出，從1949年到2001年，父親的干部身份都是影響子女獲得干部地位的最主要因素。干部子女成為干部的機會，是非干部子女的2.1倍。一些在實權部門擔任要職的，一般將子女安排在其權力所管轄的系統內。也有一些城府深的人怕留下把柄，影響自己的政治前途，沒有將子女直接安排在本系統內，而是與在其他權力部門任職的人進行交易，將他人子女安排在本系統內，從而得以將自己的子女插在其他權力系統內。總之，當權者的子女擁有什么學歷和能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給了你機會你就能干，尤其是在這個仍然由權力而非市場主導資源分配的社會構架下。在權力世襲之下，權貴子弟要風得風要雨得雨， “臨時工進去，研究生出來”，這些人進了機關后再讀在職學位就行了，而平民子弟即使正正規規讀完全日制本科碩士博士，恐怕也沒用。

權力世襲發展到今天，還有了深刻的權力商品化烙印。本次河南固始縣公開選拔的鄉鎮長干部中，“全是干部子女和縣里兩大房地產老板的親戚。”官商如此高度的結合，可想而知權力將會異化到何等程度。看來，在現有的權力格局之下，不管是組織任命，還是公推公選，都阻止不了權力的大門只對權貴子弟開放這一態勢。

由此看，組織任命克服不了權力世襲問題，自上而下由上級黨委和組織部門主導的公推公選克服不了權力世襲問題，幾千年的流官制度也克服不了權力世襲問題。要解決權力世襲和商品化問題，惟有從“權力從哪里來”的根子上去找答案。只有徹底解決基層權力既不受上級權力監督，又不受當地和外地媒體監督(當地媒體不敢、不能監督，外地媒體只當耳邊風)，且不受當地百姓制約和監督，從而呈現全面失控的狀態，權力的正當性問題和權力世襲問題才能得到較好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