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并未因奧巴馬當選美國總統多了些和平，只是有些人多了些價值自慰，就如肯尼亞在奧巴馬勝選之后全國放假一天以“慶祝奧巴馬以及我們國家歷史性成就”一樣。引以為同道的，不見得是和平的力量，也許是關于和平一廂情愿的虛假想象。比如奧巴馬的“無核世界的觀念”，恐怕朝鮮與伊朗就不會認同，美國白宮發言人曾說過:“我們要讓朝鮮明白:奧巴馬將在阻止朝核問題上表現出堅決的態度，反對朝鮮核計劃”，但金正日早已表達他的不相信:只要美國不停止對朝鮮的威脅政策，朝鮮就必須發展核武器。

諾貝爾獎走不出的歐美麥田怪圈，并不能讓全人類相信康德所言的永久和平的存在。去年諾貝爾和平獎授予芬蘭前總統馬爾蒂·阿赫蒂薩里，俄羅斯國家杜馬外事委員會副主席斯盧茨基斯就說，阿赫蒂薩里計劃是科索沃單方面宣布獨立的基礎，由此打開了“潘多拉”魔盒，打破了“和平秩序”。今年的諾貝爾和平獎，大概也是歐美麥田里的“西方邏輯”。

至于本屆文學獎得主德國作家赫塔·米勒，目前在大陸沒有任何一部作品被翻譯成中文，在臺灣也只有1999年出版的《風中綠李》。瑞典文學院常任秘書恩格倫德說，米勒獲獎的原因主要是她以特別犀利的語言描述了在獨裁統治時期的生活，故事非常沉重，同時他也表示，評審小組在評選得主時過于“以歐洲為中心”。“跨文化”的背景指向與視野過于狹窄的審美情趣，顯然是一對矛盾體，尤使諾貝爾文學獎在令人“非常意外”的戲劇性上，有著沉重失落的悲劇性，這顯然不是文化的跨界，而是文明后現代的閉鎖。

當諾貝爾獎真成歐美麥田里的怪圈，人們將不能不帶有對現代文明的迷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