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有關部門前日公布了關于“釣魚執法”的調查報告，引起輿論普遍質疑。

其實，第一份報告雖引起民憤，但它卻沒有確鑿的假話。

“釣魚執法”是一個單位的組織行為，如果這個行為是錯的，也是由“組織”來負責任，其中具體人員的個人責任多半只是“行政亂作為”;如果有人在調查過程中講“確鑿的假話”，那就得個人擔風險、為組織卸責。以“周老虎”事件為例，力挺“周老虎”的一位副廳長負有主要領導責任，雖被免職，但仍保留副廳待遇;但假如這位副廳長明確造假，處罰估計會從“雙開”起步。

這就決定了，這份調查報告里不會有“確鑿的假話”，但它也沒有真相。比如，“舉報者”的更多詳細并準確的信息，以及有關部門言之鑿鑿的錄像證據等等，均未公布。

調查報告的四平八穩，預示著解決“釣魚執法”會有很大阻力。從淵源來看，釣魚執法不是專為私家車主設計的。打擊非法營運的法規很多出臺于上世紀90年代，那時私家車還不多，主要還是針對“職業司機”，而現在私家車猛增，釣魚執法不過是“與時俱進”出現的新問題。上海一年查處5000多輛黑車，恐怕多數還是非法營運者。如今，因為幾個曝光的個案得到社會同情和輿論支持，就要想改變一個部門的執法方式乃至追究責任、平反申冤，沒有“非常之舉”是不行的。

少數法律工作者信心滿滿，宣稱“釣魚執法”明顯違法，似乎一場訴訟就能解決問題。我倒認為，其贏面微乎其微———現行法律條文中，并無限制“釣魚執法”的規定;所謂“國家不能處罰自己制造的罪犯”，在各國法律實務中的反例大量存在，比如剛發生的美國FBI誘捕科學家案。

所以，破解“釣魚執法”的核心驅動力，不在法律而在政治。

從政治高度來看，“誘惑偵查”這種收益、成本、風險都很高的手段，只能由警方來行使，其他行政執法部門干不好這種事也干不得這種事，它會導致部門得好處、全社會買單;會造成社會普遍道德水準的下降，影響社會和諧。

在Q前情況下，恐怕只有政治決斷作出，法律機器才會高效運轉起來，就像“孫志剛事件”導致收容制度取消一樣。

現在上海市成立了聯合調查組，這說明解決問題的“政治意愿”已經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