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后，凡是深、惠、莞三地的消費者在任何一地購買商品或接受服務時發生消費糾紛，均可向消費糾紛發生地或居住地的消費者委員會投訴。（10月28日《廣州日報》）

隨著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發展，深、惠、莞三地彼此之間人口流入與流出的數量必定逐漸增大。在人口的彼此流動中，必定發生大量的異地消費行為，其中也必定存在著大量的消費糾紛。譬如，筆者住在深圳，周末的時候可能到惠州去Happy一兩天，這時就會有異地消費行為的發生。如果我在惠州買了東西，當時并沒有發現什么質量上的缺陷，回來后才發現，或當時已經發現了，但沒有足夠的時間留下來處理妥當后再回去。這樣一來，如果維權的成本與所買東西的價值之比超過了我可以接受的臨界值，則維權對于我就是一種不劃算的行為，本來應該由商品銷售或制造方以及服務提供方承擔的責任只好由我自己單獨承受了。總之，不管是否維權，消費者都不可避免地蒙受了損失。

“就近受理，異地辦理”這一深、惠、莞三地消費糾紛聯合解決機制的建立，于消費者而言，確實是大大地降低了維權成本，有利于保護消費者的合法權益；但在消委會，則增加了異地之間的協調成本，如果這一成本不由當事雙方中的一方負擔，那么，最終將通過稅收的形式轉移到納稅人的身上。某些時候，甚至可還能出現這種協調成本超過消費者親自到異地維權的成本的情況。因此，這一增加的協調成本，到底應該由誰承擔，是這一消費糾紛聯合解決機制不能不考慮的一個問題。

固然，因消費糾紛聯合解決機制的實行而導致的消費環境的改良，使每一位作為消費者或潛在消費者的納稅人都成了受益者，但卻并不等于應該將這一成本全部攤在他們的身上，這樣一來，等于他們將要為別人的錯誤而買單，違背了公平、公正的社會原則。顯然，維權成本的大部分，只有落實到當事雙方中的某一方才合理。應該說，在大部分消費糾紛，過錯方都是商品或服務的提供方，但是，卻也不能一概而論，有時消費者也可能存在維權過度，或不當維權的情況。

有鑒于此，深圳、惠州、東莞三地在簽署了《深圳惠州東莞消費者委員會合作協議書》后，應該盡快聯合出臺統一的實施細則，其基本原則不外乎以下兩條：一方面要明確維權成本的承擔者，另一方面也要盡量減少協調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