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番禺居民與政府的博弈沒有惡化、演變成需要整個社會來承擔成本的“群聚”事件，實在是廣州之福。有理由對雙方在互動中的包容報以贊賞。

　　然而，盡管如此，我們仍然無法回避這樣的一個問題：在這一事件中，由于從一開始政府就沒有以“程序正義”和“道德正當”來約束權力的行使，它已產生某種信任危機。另外，權力的不當行使還捆綁了公共資源，使其面臨浪費的風險。

　　公共權力的行使涉及到兩個問題，一是它介入了整個社會的利益結構，權力的行使過程必然體現為對利益的調整，它既可能增進公民福利，也可能對公民的利益構成侵害；二是權力行使必然涉及到對公共資源的使用、利用和消耗，而被政府所控制的這些資源，如果使用不當，必然存在著巨大的浪費空間。

　　政治正義要求政府審慎地考察這兩個問題，并把權力的行使納入某個被約束在一定邊界內的程序，否則通向的，必是濫權之路。

　　從第一點來看，一個垃圾焚燒發電廠項目涉及到周邊居民的健康權是否受到侵害。他們可以對自己的生產垃圾行為負責，但并沒有義務承擔由政府行為所引起的環境風險。

　　在這個意義上，無論對垃圾焚燒項目選址進行了怎樣的論證，做了怎樣的環評，又得到了哪個部門的審批，都只是一種撇開居民、無視居民權益的單方行為，并不足以證明項目的正當。

　　拒絕民眾參與并約束的權力“我行我素”已是長期的習慣。從好的方面說，政府假想自己是公共利益的代表，假想權力行使能夠獲得科學的支持，假想自己天然正確，就是沒有想到在形式上尊重利益相關者，甚至碰到“障礙”第一個反應就是掃除。

　　這種權力的霸道恰是人們對政府產生信任危機，即政府在治理中出現政治“合法性危機”的一個來源。番禺居民不相信政府表態的真誠性，不相信環評不受政府意志的影響，并非不合情理，而恰是對這種權力行使的理性反應。

　　在第二點上，政府定好了要建垃圾焚燒廠，根據權力行使的一貫風格，相關的資源就不考慮結果而預先投入。由于環評被操作成只是配套地對項目進行合法性論證，因此征地拆遷等可以先于環評通過前展開。在很多情況下，政府當然可以掃清項目的各種障礙，但一旦由此而付出不能承受的政治和社會成本，從而迫使項目終止，所有的這些資源的投入，就因政府權力的我行我素而被付諸流水。

　　盡管在垃圾焚燒廠事件發生后，由于被極大地聚焦，政府和番禺居民保持著理性的互動，但這很難說不是出自偶然。畢竟，在居民背后，可能存在著更強大的利益團體參與博弈。而如果垃圾焚燒廠是建在一個偏僻的小山村里，這個小山村的居民有力量和政府博弈嗎？

　　垃圾焚燒廠事件如此，這段時間同樣形成焦點的公交監控八成是擺設和LPG爭議亦然。投資6000多萬搞治安監控系統而弄成這樣，權力的懶惰顯而易見。而LPG到現在已然是騎虎難下。廢掉它，在當初權力的我行我素、一意孤行中已投入了那么多錢，而且改過來又需要再投入。不廢掉它，政府的信任危機只能加劇。

　　毫無疑問，權力的這種我行我素只能給自己和公眾構成損害，即使它被糾正，制度成本和社會成本也已經付出。但愿番禺垃圾焚燒廠事件和LPG爭議的教訓能導向對政府角色的準確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