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30年前，鄧小平力主改革是以開放經濟(市場)為主要標志，那么，30年后，胡錦濤力倡建設和諧社會，則是拉開了開放社會的序幕，把我國的改革事業又推上一個新的臺階。反觀和展望改革路程，政府都是處于首當其沖的旋渦中心：開放經濟(市場)，以計劃包攬為特征的“全能經濟政府”體制壽終正寢，而開放社會，以整齊劃一為要旨的“全能社會政府”體制將會受到嚴峻的挑戰。

長期以來，我們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有偏差，對于人對利益的追求有一種天然的恐懼，認為人們一旦追求自己的利益就會產生沖突，形成社會的不穩定。于是乎，政府一以貫之的是一種代替人民當家作主的思路，生老病死，事無巨細，政府全包全攬，這使得老百姓沒有追求自己利益的任何愿望和沖動。從正面角度分析，國人幾無強烈的物質和精神追求的欲望，稍有所得即可滿足，整個社會在低水平層面上過著“寡國小民”的生活，政府統攝民意，執政基礎穩固(即使有政府和民意的沖突，也無一不是以民意敗北而告終)。然而，這一套東西的負面影響也是十分明顯的。對于社會成員來說，既然沒有追求利益的權利，為什么還要好好干？為什么還要競爭？為什么還要通過不懈努力來改變現狀？可以斷言：它使整個社會缺乏動力機制，導致我國多年“蝸牛”式發展，甚至一度還出現倒退的現象。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把追求利益的權利還給了老百姓，這樣就不可避免地出現了利益的博弈、利益的分化、利益的重組。時下，中國社會已進入利益格局多元、社會群體多元、社會價值多元的階段。這個階段的最大特征就是利益沖突頻率增多，利益協調難度加大，社會矛盾交織復雜，不僅各強勢利益集團之間博弈激烈，弱勢群體同樣存有利益不一而訴求各異的問題。社會學有一個“同質內聚”的概念，它指一種社會現象——具有相似社會結構特征的人會聚集在一起，通過一定的社會單位/機構團結起來，形成組織化的利益群體。這些不同的組織化利益群體與政府之間的沖突是政治社會學觀察社會沖突和秩序問題的常見視角。調整政府與各種不同的組織化利益群體的關系，既維護政府的公信力和執政基礎，又合情合理合法地盡最大限度地兌現不同的組織化利益群體的利益訴求，這是開放社會的改革進程中所無法回避的一個嚴峻問題。

毋庸置疑，30多年的改革開放以無數事實證明，我國政府在體現效能的三個方面——領導者的判斷和決策力、政府各部門以及地方機關的配合和執行力、民眾的動員和響應力——有了顯著的改善和進步，恰如世界銀行最新出版的《全球治理指標報告》中對中國所作的評價：中國在“政府效能”方面進步明顯，最新得分在被調查國家和地區中名列前茅。但同樣毋庸置疑的是，我國有些政府部門確實也存在著濫用或亂用強制性權力，以至傷害公民的人身權、財產權，貶損政府形象甚至激化矛盾的事件時有發生，這可以從眾多的信訪案件中得到印證。中國社會尚處于轉型時期，社會發展的高風險依然存在。局部的政府和群體的沖突已不再是“新聞”。在這一沖突中，居于主導地位或起主動作用的應該是政府方面，因為在現代公民社會里，最具侵犯性，對公民人權和法人權利威脅最大的是政府的行政權力。盧梭說：“合法的和人民的政府，也就是為人民謀利益的政府最重要的準則，就是事事遵循公共意志。”何謂“公共意志”？就是廣大人民群眾的愿望、訴求和利益。恪守“以人為本”的中國政府，奉行“情為民所系，權為民所用，利為民所謀”的執政理念，“事事遵循公共意志”乃是勢所必然，理所固然。而“事事遵循公共意志”就自然形成這么一種態勢：政府應順從民意而讓步，而不是民意懾于權勢而屈從。今年備受矚目的鄧玉嬌案和重慶“罷的”群體事件，當地政府都十分理智地處置，順應民意作出讓步，深受輿情好評。不妨再舉一例：天津有一個水上公園，公園旁有條路，路兩側有大片林地，都是50年以上的天然樹木，附近翠微園小區的居民都把這片林地視為寶貝。但是，最近道路擴建，政府要砍伐這里的200多棵大樹，于是，居民們拉起橫幅標語，派人24小時看守，阻止政府行為。結果，政府讓步——接受了居民護綠的要求，修改了市政改造的方案。正如已故美國政治學家查爾斯*蒂利在《歐洲的抗爭與民主(1650-2000)》一書中所說：“民主化意味著增強政府和政府所管轄人口同呼吸共命運的平等關系，增強政府所管轄人口對政府人員、資源和政策有約束力的協商，增強保護人口(特別是少數人口)免遭政府獨裁行為的侵害。”由此可見，政府順應民意的讓步所彰顯的“平等”、“協商”以及“免遭政府獨裁行為的侵害”正是民主化的表征。一旦民主化如同空氣一般為人們所須臾不可或缺，那么，社會也就會大踏步地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