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中央政府提出“要加大國民收入分配調整力度”，大家都很關心具體如何調節，說說似乎很輕松，在操作層面上不但涉及公共財政和公共選擇機制，還需要行為經濟學、心理經濟學或實驗經濟學的經驗性研究數據。所以短期政策舉措的操作風險非常大，急于實施的結果很可能適得其反。

除了欲圖霸天下財富都強占為己有的專制暴君和鈔票盜印者，大概沒有人不關心自己的收入增長狀況。剛剛落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加大國民收入分配調整力度，增強居民特別是低收入群眾消費能力”。立馬有人叫好，說“政府真親民，馬上要給我們加工資了”。稍有經濟頭腦和常識的人卻高興不起來，因為根據以往的經驗，普加工資的結果略等于助推通貨膨脹預期，相當于征收了一種“通貨膨脹稅”，結果是既損害了富人利益，也沒有真正幫上窮人。

根據薪酬專家的最新披露，中國的收入分配差距已經躍居“高度不平等”狀態，中國收入不平等的增長速度甚至超過了GDP的增長速度。從1978年到1984年，中國的基尼系數穩定在0.16的水平。但從1984年開始，基尼系數一路攀升，到2007年已達到0.473。根據經驗和專業認知而論，0.2之下被稱為“高度平等”，0.2到0.4稱為收入“低度不平等”，0.4以上則稱為收入“高度不平等”，中國在1984至2009年的四分之一世紀快速發展時期中，似乎不經意地讓收入不平等程度增長的速度，超過了發達國家在長達 300年時間中的收入差距。

一份令人震驚的報告引起國內外廣泛關注，其中提到中國財富高度集中在少數權貴手中，億萬富翁大約有兩千多人，其中90%以上具有權貴家庭背景。不久前，中宣部處罰了報道和引用這一報告數據的4家新聞媒體，結論是該報告純屬造謠杜撰。既然已經被廣泛引用的數據是造謠杜撰出來的，公眾當然希望知道“真相”究竟如何？

在有關方面表態或透露真相之前，總算有個類似的替代數據可以暫時借用，筆者堅信這絕非“杜撰的謠言”，這可是財政部近期才公布的。該統計數據表明中國10%的富裕家庭已占據城市居民全部財產的45%，而最低收入10%的家庭財產總額僅占全部居民財產的1.4%。

既然中央政府提出“要加大國民收入分配調整力度”，大家都很關心具體如何調節，說說似乎很輕松，在操作層面上不但涉及公共財政和公共選擇機制，而且涉及福利經濟學和博弈論等分析工具，還需要行為經濟學、心理經濟學或實驗經濟學的經驗性研究數據。所以短期政策舉措的操作風險非常大，急于實施的結果很可能是適得其反。良好的政策動機并不等于期望的實施結果。我們應當認識到：通過稅收機制和財政轉移支付等政策工具來調節收入分布狀況，是長期而艱巨的福利目標。

通過行政命令和權力集中的模式來對收入分配現狀進行大刀闊斧式的改造，不但風險巨大，隱患甚多，而且會產生諸多沒有預期到的副作用。從計劃思維慣性主導和權力干預的“收入分配”，到以拓展市場發展空間作為收入分布自然調節的方向，是社會平等程度逐步得到顯著提高的根本方向。當然前提是憲政和法治，政府有義務公布有關收入不平等的關鍵數據與信息，阻止憑借權力腐敗和欺詐來掠奪和坑蒙拐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