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初，兩院院士新增選名單相繼公布。中國科學院新增的35名院士中，8成是高校或研究機構的現任官員；中國工程院新增的48名院士中，超過85%是現任官員；工程院60歲以下新當選的院士中，均有校長、院長、副院長、董事長等職務，僅有一人例外——臺灣云林科技大學的楊永斌只有“教授”頭銜，沒有行政職務。　

客觀地說，人們關注官員在院士中的比例并不是不讓官員當院士，而是擔心學術被行政綁架。當前，我國學術風氣本就不正，如果再加上行政化這副枷鎖，那真是寸步難行。

可事實往往就是這樣，你越擔心什么事會發生，它越是會發生。學術圈的事也是如此。在眾目睽睽之下，兩院新增院士仍然讓官員占了絕大多數。　

按說，官員當院士也沒什么大不了，不讓官員參選院士反倒顯得不公平，可問題是，這些官員真的把學術做到“院士的水平”了嗎？在網上經常看到當官不易的帖子，官員不堪重負自殺的消息也是接二連三，當官本就如此之忙、之累，又哪有時間做學問？更何況做學問是件枯燥、精細的活兒，公務纏身的官員們能靜下心來嗎？著名大科學家牛頓，其研究成果大多出現在人生的前期，后期基本沒什么建樹，就是因為他后來當了官。當了官事就多起來，根本無法再像過去那樣潛心研究。牛頓都不行，難道中國那些入選院士的官員比他更優秀？如果是這樣，我國科技的高層次創新就不會呈現負增長的態勢了。　

其實，當選院士并沒有經濟方面的直接利益，然而作為“最高學術稱號”、一種終身榮譽，仍然讓人心向往之，官員也不例外。而對于兩院來說，官員的“加盟”無疑“有權好辦事”。不妨說，在中國這個大的人情社會里、在權大于法的實際情況下，兩院和官員的聯合是各取所需。　　　

如果說剽竊是學術界的一大傷疤，那么行政化就是學術發展的歧路。在任何一個國家，學術的發展氛圍都必須是自由的，只有自由發展才能充分發展。而院士制度也不能攀權附貴，否則，一旦榮譽變成政績，院士制度也便成了一具沒有科學靈魂的行尸。

要打破這種現狀，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因為中國的現實情況是，官員掌握著或者能夠掌握到更多的生產資料和話語權，即便是嚴格按照程序評選，也比普通人更容易勝出。因此，我們在反思院士制度的同時，也不能忽視對權力的約束。

但愿“仕而優則學”不再蔓延；盼學術去行政化不再是一種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