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8月3日，到北京上訪的安徽姑娘李蕊蕊，被阜陽市駐京辦截訪后送進豐臺區聚源賓館。次日凌晨，21歲的李蕊蕊遭到一位“看守”的當眾強奸。這一備受關注的案件日前有了一審結果。北京豐臺法院認定被告人徐建強奸罪名成立，判處徐有期徒刑8年，剝奪政治權利1年，附帶民事賠償李蕊蕊經濟損失2300.9元。而依《刑法》第236條第3款第3項規定，在公共場所當眾強奸婦女的，處10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者死刑。

李蕊蕊案的一審結果在網上引發了輿情激憤，批評與質疑持續井噴。連作為公訴機關的檢方也看不下去了，豐臺檢察院已正式提起抗訴，理由正是一審判決適用法律錯誤，量刑畸輕。此外，李蕊蕊也已就民事部分提出上訴。

盡管這則個案還在上訴期間，司法公正仍可期待。“李蕊蕊案”已從一個側面真實透露了截訪的成本與風險——就算是在截訪過程中發生了強奸這樣嚴重的刑事罪案，截訪單位也置身案外，毫發無損。正因為這宗“強奸案”剝離了“截訪案”，身體與精神雙重受損的李蕊蕊也只好就著刑案提出“刑事附帶民事賠償”。根據現行《刑事訴訟法》的規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為而遭受物質損失的，在刑事訴訟過程中，有權提起附帶民事訴訟……”這一看似“賦權”的條款，實則大大限制了原告的權利——尤其是，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僅僅支持被害人就遭受的“物質損失”提請司法救濟。這也是豐臺法院并未支持李蕊蕊精神賠償訴求的原因之一。

在李蕊蕊案中，“看守”徐建實則是“孤獨”的，那些成功截訪了李蕊蕊的截訪者同樣應站在被告席上。他們的罪名是“非法拘禁”，如果沒有非法剝奪李蕊蕊的人身自由，強奸也就不可能發生。更何況，強奸者徐建的身份乃是截訪者的“看守”。有必要追問的是，這種“看守”行為，究竟是截訪部門的職務行為，還是接受截訪部門委托的雇傭行為？“看守”與截訪部門的關系，直接決定了截訪部門的責任。因截訪而起，并在截訪過程中所發生的強奸，截訪者怎能置身事外？

以公正司法來遏制非法截訪，能否從李蕊蕊案始？且保持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