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老人摔倒無人扶這件事，我不會指責任何人，那并不是一個冷漠的現場，人們與摔倒的老人之間的距離感，是這個時代陌生人關系的一種常態。

杭州又現“老人摔倒無人扶”事件。一位老人摔倒在街頭，不止一個人表現了熱心，送寒衣的，送熱水袋的，拿報紙給老人枕頭的，打120 的都有，但沒人伸手去扶。

對摔倒在街頭的人，人們正在形成避免身體接觸的共識。因為“身體接觸”導致的疑似冤案，已經不斷報道，在南京，在鄭州，有“助人被訴”的事情被媒體廣傳。這些當然是個案，或者特例，然而傳播的廣泛性足以形成一種有社會效力的提醒，使“危不可扶”成為相當廣泛的認知。

我想，相對于一般情況來說，扶危被訴如果真的有，也屬于極為少見的情況。而事實上，我現在仍然無法斷定扶危被訴的情況是否曾經發生。南京彭宇案引起的震動無疑是巨大的，法庭調查也未能讓人明白事實到底是什么。

南京判決的奇異之處，是法官在無法判斷當事人是否負有責任的情況下，根據當事人將老人送到醫院“顯然與情理相悖”而判定了彭宇的民事責任。這就在審判中將可能的道德行為歸入“不合情理”。因為道德行為總是表現為熱心腸，而且越是高尚的道德行為越是具有在個人利益上有所付出的特點，這就意味著，一旦被人糾纏，在法庭上將會陷入無以自辯的境地。

恐怕世界上最完備的倫理學教材，也未曾設想過這樣的道德困境:當人們認為做一件日常好事會有法律后果時，他們是否應當寧可冒法律風險，繼續其道德行為。日常情況下的道德行為，往往并不像捕殺無辜那樣極端，所以難以將道德沖突放大到生死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