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媒體報道，“媒體經常說‘城管打小販’，但是，根據我們了解到的情況是，城管經常被‘小販’打。”在1月21日東莞市人大的分組討論會上，莞城區人大代表談起“城管被小販打”屢屢出現的情況，代表都顯得特別的義憤填膺。

設身處地地想，城管與小販的頻繁“武斗”，肯定也會有一些小販主動“挑釁”的因素。媒體普遍習慣將胳膊肘往小販那邊拐，這是媒體關注弱勢群體的責任所系。從公共話語博弈角度來看，當代表們對“城管被小販打”，“每位都顯得特別的義憤填膺”的時候，恰恰反證這里非常需要小販的聲音，套用一位網友的智慧跟貼帖，“小販中有人是人大代表嗎？”

近年來，隨著越來越多的城市抱定“更大、更好、更整潔”的遠大胸懷后，城管與小販之間的矛盾更為激化。從城管職業賴以存在的制度層面看，現有階段很多地方只能一再強調城管溫情執法，但成都“媽媽城管”的偃旗息鼓或已表明，不從城管制度根本上改革，僅僅寄望于溫和的執法態度，并不能成為緩和城管與小販矛盾的理性出口。

當城市管理者理念與弱勢群體生存發生沖突時，對毫無退路的弱勢群體而言，抗爭在所難免。在根本局面尚未扭轉的情況下，媒體選擇站在弱勢群體一面，這是媒體生存法則與輿論道德的“國際慣例”。事實上，也只有這樣的輿論關注，才可能為弱勢群體爭取到更多的權利，更何況，弱勢群體缺乏太多能夠影響決策的話語平臺。

人大代表替民請命，為民說話，暢所欲言乃理所應當。也不可否認，人大代表可以為城管說話叫冤，但人大代表不應只替城管說話，而一提起小販就立馬生出一種本能的排斥與敵意。即便不問城管與小販“武斗”中的誰對誰錯，在人大會議這樣的重要權益博弈平臺上，不能只有為城管叫冤這一種聲音。一言以蔽之，越是重要話語博弈平臺，越要既有人為城管叫冤更要有人替小販說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