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來，由于經濟迅速回暖，沿海地區和內地同時出現嚴重的缺工現象。其中，廣州、深圳、東莞等珠三角地區城市缺工超過200萬人，部分生產線已處于停工狀態。企業紛紛上調工資，調低學歷、年齡等限制，希望用工荒得以緩解。（2月21日《武漢晚報》）

在“沿海地區出現嚴重缺工現象，珠三角缺工超200萬”的話語中，我們看到了什么？僅僅是愈演愈烈的用工荒嗎？在企業紛紛上調工資，調低學歷、年齡要求的舉措背后，我們更應看到什么？用工荒的背后，其實有著特殊的時代隱含命題:農民工的合理報酬界限在哪里？民工荒的顯現與工資報酬到底有多大的關聯度？消除民工荒的路徑選擇是什么？

愈演愈烈的用工荒明確告訴我們，短工時代到來了，把打工者僅僅視作廉價勞動力的做法似乎走到了末路。曾幾何時，不少人還在為廉價勞動力、富裕勞動力而慶幸，以為把經濟增長建立在廉價勞動力之上是一種比較優勢，勞動力短缺也不是一時的矛盾。必須承認，短工時代一定程度上與農村政策的改善有關。但更關鍵的是，農村勞動力資源經過20多年的持續輸出，供給能力已經發生變化，正從過剩轉向緊缺，這不是短期性、局部性現象，而是長期性、根本性矛盾。正因為如此，我們首先要做的就是反思勞動力無限供給神話的破滅。進而，追問能否打破“城鄉分治、二元結構”的現狀，能否使勞動力短缺的拐點成為支付國民待遇的拐點？

往深處看，愈演愈烈的用工荒，其實正是農民工即將走出失權時代的折射，用工荒的顯現無非是自我擴權的必然，用工荒實際上是制度荒和權益荒。人力資本理論告訴我們，勞動力價格是政治、經濟、社會、自然等多種因素相互影響的結果。而我國廉價的勞動力價格并非市場單一發揮作用的結果，相反這是一種人為的制度造成的。與發達國家相比，長期以來，我國的勞動力被當作一種純粹的自然資源在使用，來自異鄉的一線工人無法享受當地經濟發展所帶來的好處，少有真正的集體談判工資的權利，甚至連基本的薪酬與福利獲得也常常成為問題。因此，當勞動者有“用腳投票”的機會時，自然會對經濟增長建立在廉價勞動力之上的沿海等地區投下否決票。

短工時代的來臨，對農民工來說，必然要求增強發言權、就業平等權、擇業自主權等權益，而愈演愈烈的用工荒或是一個保護農民工權利的契機，愈演愈烈的用工荒投射下短工時代與失權時代的清晰背影，也期待著這樣時代性命題的索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