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關于推進中央向地方放權，政府向學校放權，管評辦分離，試問誰來推進？是國家科教領導小組，還是教育行政部門（國家教育改革領導小組設立在何處并不明確），抑或是學校？如果是教育行政部門，他們能自愿地將管理權、辦學權、評價權交給學校和受教育者嗎？要知道，過去五年轟轟烈烈的高校本科教學評估，以及各種評估、評審泛濫，就被認為是教育行政部門在創造權力、享受權力。如果是學校，他們有什么資本去向行政部門要權，過去多年來，各級各類學校的領導在各種場合要求給予學校辦學自主權，可結果卻是辦學自主權越來越少。

再者，不推進又如何？《綱要》雖有這般表述，但在具體落實中，如果中央不向地方放權，政府不向學校放權，誰來制約、問責中央部門和政府機構呢？這就如《高等教育法》明確規定高校有七項辦學自主權，但政府部門卻將其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因此，我們認為，推進“放權”，一要有超越教育行政部門利益的機構，這一機構應設立在國務院國家科教領導小組之下；二要有對政府部門的制約與問責機制。《綱要》有必要對此加以明晰。

當然，從改革的復雜性、漸進性和改革方式的多樣性出發，教改《綱要》是很難、也不宜確定改革具體模式的，各地、各校可根據改革的既定方向，創造性地進行改革探索。但這不意味著對某些涉及關鍵利益調整的改革，也可模棱兩可，而應有明確的步驟、明確的時間節點。在《綱要》中，很多關涉關鍵利益的改革，尤其是與教育行政部門權力相關之處，都有“逐步”、“探索”相伴。“逐步”、“探索”未嘗不可，但人們也據此擔心，改革會遭遇現實的阻力，最終有可能到2020年，還在逐步、探索。

教育部部長袁貴仁在《綱要》發布會上說，要制定一個讓人民群眾滿意、符合中國國情和時代特點，真正管用的《規劃綱要》。有鑒于此，在這一輪征求意見中，我們建議能圍繞已經形成的改革共識，明確改革路線圖，讓這些改革能切實落實到行動之中。

（作者系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