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就民眾投訴的事情采訪浙江瑞安市公共資源管理委員會辦公室副主任張士勇，被拒，記者解釋，記者持新聞記者證采訪是一種職務行為。結果，張士勇厲聲打斷記者的話說，“記者證在我們這里沒用的……”并稱，“我為什么要接受你們采訪啊？我不接受采訪，你們又能把我怎么樣？”(4月16日《法制日報》)

在權力雷語層出不窮的現實語境中，“記者證在我們這里沒用的”、“不接受采訪你們又能把我怎么樣”似乎并不太讓人匪夷所思。從中我們看到了權力的狂妄，也能看出權力張狂的真相，意即，不接受記者采訪，記者確實不能拿他怎么樣。由此，便不能不引申出一個命題，持有采訪證的記者要采訪官員如此之難，要是平常民眾是不是要見官員一面都很難？透過記者的生存狀態，我們可以想象到一般人的生存狀態。

之所以有這種想法，是因為筆者近期關注的一系列新聞中，越來越看到一種讓人憂心的現象，這就是民眾權利的日益逼仄。比如，南方周末報道的“法官告法院”一案——— 法官馮繽在發現難以用法律訴訟為妻子維權后，遂走上了上訪之路。整個上訪是由諸多搏出位的表現組成的，穿著法袍溜進最高法院去遞狀子，穿著法袍到省高院門口喊冤、攔車……搏盡出位，才獲立案，馮繽說：“這幾年法律白學了。案子能進入訴訟程序，簡直是自己用命換的。”如果連法官維權就得“用自己命換”，一般人呢？

此前中青報報道，廣西桂平市信訪辦退休主任吳宗明，因自己的住房被強拆，四處反映問題卻至今未獲解決。以至于他感嘆“我是搞信訪工作的，知道上訪沒太大作用”。從中我們能讀出的是，如果連信訪辦前主任都無法捍衛自己的權益，一般的被拆遷戶呢？

再往前追溯，廣東政協委員孟浩也有類似經歷。孟浩到廣州市教育局了解情況，卻被拒絕進入，在其出示了政協委員證以及廣東省政協常委的信箋后，等待了長達1個多小時，還是未能入其門，當時，教育局辦公室副主任甚至稱：“你不能這樣進去，再這樣我打110報警，你來訪不能闖辦公機關。”后來，孟浩接受記者采訪時感嘆：“我是以政協委員的身份去反映民意，他們這樣怎么能體現執政為民。”是的，如果連政協委員都不能進入教育局大門，遑論一般民眾了。

從記者到法官，從信訪辦前主任到政協委員，他們的經歷都不是偶然的，都昭告了一個現實，在一些堅硬的體制面前，在一些粗糙而僵硬的官員面前，他們是弱勢的。但相比一般人，無論是記者還是法官，無論是信訪辦前主任還是政協委員，他們都占有一定社會資源，都比一般民眾更“長袖善舞”，他們的狀態如此不堪，一般人的狀態可想而知。

從一般民眾到有一定資源的人，他們的共性是都遭遇了維權之困，法律信仰何以為繼，民眾權利何以舒展？如果逐漸蔓延，當越來越多的維權之路被堵死，這必然是令人感到可怕的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