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紀委駐教育部紀檢組組長王立英日前提出，近年來，高校腐敗案件有增長勢頭。目前高校職務犯罪發(fā)案部位相對集中，基建、采購、后勤和招生等領域，成為高校腐敗重點區(qū)域。（5月3日《新京報》）僅去年引起全社會關注的高校腐敗大案有：武漢大學原常務副校長陳昭方和原常務副書記龍小樂，涉嫌巨額受賄被批捕；廣東湛

江師范學院院長郭澤深，因經濟問題被拘留；武漢科技學院院長張建剛等人，涉嫌基建腐敗被“雙規(guī)”。

面對多發(fā)的高校貪腐案件，有人驚嘆：斯文掃地。確實，高校是培養(yǎng)人才的地方，公眾對學校的管理者在道德上有更高的要求也很正常，特別在有著尊師重教傳統的中國。但若稍加思考，也就沒什么可驚訝的。當高校成為和官衙一樣的機構，高校的管理者成為大權在握的官員，貪腐多發(fā)又有什么奇怪的呢？權力總有逐利的沖動，而不能得到有效監(jiān)督與制約的權力，一定會導致腐敗案件居高不下。

今年全國“兩會”上，高校的去行政化成為熱議的焦點，許多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建議要取消高校行政級別，而另一些高校的管理者則坦言高校保留行政級別在目前中國社會環(huán)境下的必要性。

其實，高校有沒有行政級別并非高校去行政化的關鍵問題，也不是能否遏制高校腐敗現象的關鍵問題。高校辦得像個官府，手握權力的學官以權謀私，關鍵的原因是高等教育的資源過于集中于學官們的手中，教授等教學科研工作者淪落為學官們拿錢請來的打工者，對學校的公共事務缺少話語權，從校長、書記到院長、系主任，掌握著各類資源，教師得仰其鼻息。

隨著國家加大對高等教育的投資以及高等教育規(guī)模的急劇擴大，高等學校的管理者比如書記、校長掌握的權力，根本不亞于一個政府行政部門的負責人或一個地區(qū)的行政首長。比如：一個規(guī)模較大的高校學官眾多，高校負責人有人事大權，可能產生買官賣官現象；高校教育科研儀器采購以及附屬醫(yī)院（許多高校的附屬醫(yī)院是當地最好的醫(yī)院）的藥品采購，負責人就可能吃回扣；這幾年高校圈地建樓成風，基建是容易產生腐敗的領域；而高校在招生中，也可能產生腐敗現象……如此一看，高校負責人的權力實在太大了，幾乎是掌控著一個“小王國”，除了不能辦案產生司法腐敗，其他類型的腐敗都可能發(fā)生。

這么大的權力，誰來監(jiān)督，怎樣監(jiān)督，尤其是對相對獨立于所在地行政部門的教育部直屬大學的監(jiān)督，一直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像一些副部級大學，幾乎是所在省市的一塊“飛地”，而其主管部門教育部要對分布在全國各地那么多的大學進行有效監(jiān)督，是相當困難的。

在一些高等教育發(fā)達的國家，無論公立還是私立學校，一個運行正常、盡職盡責的校董會，對監(jiān)督高校日常管理、遏制腐敗有著決定性的作用。在那些國家，高校的經費來源是多元化的，有撥款，也有捐款，還有學校一些經營性機構的贏利，但不管錢是從哪里來的，校長只是校董會請來的高級打工者，他既受校董會的監(jiān)督，也受廣大教師的監(jiān)督，要貪腐而不被發(fā)現，委實不易。反觀我國多數高校，經費多是政府撥款，也就是全體納稅人的錢。可誰來替出資者即納稅人來看管這些錢呢？在目前體制下，只能依賴于官員體系之內的相互監(jiān)督了。

說到底，這個問題牽涉到高等教育體制的根本性改革。這個問題不解決，如教育部部長袁貴仁所指出的：“加強反腐倡廉建設重點在領導干部，責任也在領導干部，必須加強對領導干部的教育、管理和監(jiān)督。”已是說了多少年的老調調了，效果如何？有目共睹。（十年砍柴 知名網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