駱小林是四川成都的一個“黑車”司機，因為3個男子包他的車去云南跑了一趟長途，他成了運輸毒品的“死刑犯”。2008年5月，駱小林被一審法院以運輸毒品罪判處死刑。他不服判決，上訴至省高院。2009年5月，云南省高院發(fā)回一審法院重審，檢察院撤訴。2010年5月24日，被關押738天的駱小林在釋放通知書上簽字，走出看守所。（５月２７日《北京青年報》）

又是一起“死刑犯”被復查無罪釋放的冤案。還好，盡管被關押了738天，但是總算留了一條命，如果被判死刑后立即執(zhí)行，還不知道他的冤魂現(xiàn)在在哪里呢。這個案子是由于駱小林一審后不服判決上訴，司法部門自己改過來的，也算好歹挽回了些許司法面子。

駱小林做“黑車”司機不對，可是也不至于被判死刑啊。包他車去云南的是一位叫“二哥”的熟客戶，“二哥”在云南借過駱小林的車去“接人”，因正逢四川發(fā)生地震，“二哥”就讓駱小林先回去看看。在返成都的路上，警方在駱小林的車門里查出5589克海洛因，駱小林因此被判了死刑。其實，這個案子的關鍵在于搞清楚，駱小林是不是僅僅是“黑車”司機？他反映了“二哥”包車等情況，弄清這些問題就這樣難嗎？

“死刑犯”獲釋，質疑辦案技術含量為什么總是這樣低？不論是“被害人”復活而解救的“死刑犯”，還是被冤大量運毒的“死刑犯”，都暴露了一個問題，那就是警方的辦案技術含量實在太低了。在這些案件中，我們雖然不敢說抓到真正的罪犯很容易，但是從介紹的案情看，弄清真相、不誣好人并不能說非常困難。為什么總是一錯再錯，總是錯得那么缺乏技術含量呢？

沒有別的原因，根本在于，我們缺乏一個個人權益保障的環(huán)境。個人的權益，非常容易受到侵犯，特別是一些打著開展正義活動旗號的侵權行為，往往非常容易受到允許和支持，甚至明顯的過度行為也受到縱容，從而讓一些人養(yǎng)成了“侵權辦案”的習慣。我懷疑，有的冤案可能是警方明知故辦。

由此可以看出，公民在蒙冤之后，要想洗脫冤情，決非簡單的事，更多情況下要靠運氣、靠偶然。警察辦冤案的責任風險實在太小，又怎么不誘發(fā)一些不認真的警察、一些居心不良的警察，辦一些技術含量很低的冤案呢？須知，把這些案件辦成冤案的技術含量不高，可是反過來，如果說是破了一件大案要案，那還是很有“技術含量”的，一定會受到上級重獎。

辦冤案追責太輕，太過輕描淡寫，也縱容一些司法人員不怕辦冤案。一個案件辦成了冤案，讓無辜者坐了幾年、十幾年的牢，公檢法都有責任。可是，我們看到，假如冤案平反后，只有極個別人員被追責，而且多是追究當事人的行政責任，一般并不被追究法律責任。因此降低了辦冤案的成本。

在多種因素促動下，辦冤案就成了常態(tài)，哪怕是要命的“死刑犯”，冤也就冤了。許多冤案，并不是因為技術能力不足造成的，而是條件環(huán)境誘發(fā)的。冤案易發(fā)，是對法治社會的褻瀆。不辦冤案，冤案必究，應該是一個文明社會的執(zhí)法底線。公民的合法權益不容侵犯，必須受到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