扣押黨報也好，大發封口費也罷，其目的都是阻撓輿論監督，直接造成媒體的批評權被壓制。這其中有個別媒體自身的原因，但更多機構視輿論監督為洪水猛獸，想盡辦法遏制媒體的批評權。應當承認，這些年來，有些媒體在權力和金錢的雙重公關之下，逐漸放棄了批評權，變成了軟文的天下、專題的天下。還有的被監督對象，則充分利用對中國國情的理解，通過對有關方面的公關，以內部處理的方式讓被管轄媒體無法發出批評的聲音。至于景德鎮郵局對省委機關報的扣押，其實是一種相對無力的壓制批評權的方式，反映出該單位能量較小、運作能力較差的特點，是最為原始的抵制批評的行徑。事實上，當前社會對媒體批評權的反制方式已經五花八門，很多時候采取的是“潤物潛無聲”和應急危機公關的方法。

從這些方式看來，媒體批評權的壓縮既有媒體本身的原因，也有利益的原因、權力的原因，可謂錯綜復雜。然而，現今時代早已轉變，如今是信息化的時代，是多種媒體手段層出不窮的時代，光靠對傳統媒體的批評權進行公關或壓制，并不足以封鎖所有信息的傳播。比如本次《中國青年報》記者用微博發布消息，就打破了用報紙、電視等傳統媒體發布新聞的方式，通過微博立即周知天下，并立即引起各方關注。除此以外，一些當事人、知情人經常會出于各種原因而主動在網絡、手機等新興傳播載體上發布信息。因此，單一的依靠金錢和權力對媒體批評權進行公關和壓制的手法正在逐步失去效應。

然而，新媒體技術進步使批評權擴大是一回事，有關方面、媒體自身對批評權的認識是另外一回事。只有每一個媒體都珍重手里的批評權，每一個部門都認真落實黨的十七大有關輿論監督權利的精神，每一個媒體人都拒絕被公關，都視主動被公關為恥辱，批評權才能真正落實，所謂輿論監督才能夠成為現實，媒體也才能做社會進步的催化劑。至少，媒體在對待批評權時應當堅守底線倫理，“可以有不說的真話，但絕對不說假話”，否則，底線一退再退，及無底線可守，媒體也就逐步喪失存在的價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