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首富比爾?蓋茨與股神巴菲特再一次向世人展示了他們的超人財技，不過這次所展示的不再是他們又增添了多少令人驚羨的財富，而是他們用巨大的社會影響力動員了一批美國頂級富豪慷慨解囊于慈善事業。慈善的話題歷來不乏關注，除了它的社會意義之外，更重要的是體現了財富擁有者的財富觀和社會責任感。但衡量一個社會的慈善精神，不僅要看富豪階層的財富觀，還要從社會大眾在日常生活中的慈善意識等方面來度量。

雖然中國人歷來不缺乏愛心與善舉，但對比當下我們的慈善與公益事業現狀，人們更喜歡將矛頭指向富豪們缺乏與其擁有的財富相匹配的社會責任。的確，如果僅僅從捐贈指標上看，無論是富豪階層還是社會大眾的慈善貢獻，我們確實與發達國家差距很大。但國人是否有善心與義舉，卻遠非數字對比那樣簡單。實踐表明，一個社會慈善與公益事業的發展同這個社會的文化土壤和制度環境息息相關。

社會環境最核心的要素是公平與公正性，公平的社會環境有助于淡化人對財富過分強烈的占有欲，也意味著一個人可以憑自身的能力獲得與其能力相匹配的社會地位，并有尊嚴地生活。一個人及其家庭所能享受的物質性消費是有限的，實無必要也沒有可能永遠將財富據為己有。對擁有一定物質基礎的家庭來說，只要加大對子女教育的投入，父母也不必擔心子女在一個公平競爭的社會環境中無法獲得良好的社會地位。在此前提下，巨額遺產對于子女來說未必是一件好事。相反，在很多發展中國家，富豪們之所以愿意將巨額財富留給子女（當然不僅僅是富豪階層），往往是他們對社會公平的信心不足，對未來無法把握。這樣，留給子女的財富就成為對子女的一種有效保障和安慰。他們未必不知道過多的財富容易使子女喪失奮斗的動力，但兩害相權，財富的保障往往更有現實意義。

在另一個層面上，制度對私有財產權的有效保護，也是一個社會公益、慈善精神得以更好體現的重要方面。恰如中國古語所言，“有恒產者有恒心”，“恒產”指的是穩定的物質基礎，而“恒心”則是指穩定的精神訴求。人的向善、誠信、創造欲、進取心等精神美德，皆與擁有“恒產”這一可以自由支配的財富有關。對私有財產權的保護，可以最大限度地釋放公眾創造財富的智慧和熱情。只有公民能夠后顧無憂地擁有并支配自己的合法財產，公民的社會自治才能成為可能，人類追求善的精神寄托才具備物質基礎。

從這個角度來說，西方國家由于市場經濟發育較早，個人私有財產權利較多地得到關注并以法律的形式較好地得到了保護，從而在客觀上為其慈善與公益文化的形成創造了外在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