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7日，杭州市下城區幾位市民向杭州市下城區人大常委會辦公室遞交了一份有64人聯名的公民申請書，要求罷免下城區人大代表趙之毅。這次罷免行動源于一處私房產權糾紛。喜得寶集團公司董事長趙之毅，被指強行占用一公民私產多年，在案件審理期間，更多次利用人大代表身份，對法院的審判工作進行干涉和施壓，恐嚇承辦法官，并且無視房產被法院查封的禁令，指使員工強行拆除他人房屋。（8月19日《青年時報》）

《選舉法》明確規定：全國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受選民和原選舉單位的監督。選民或者選舉單位都有權罷免自己選出的代表。然而在現實語境中，這樣的罷免行動多由官方在人大代表涉及刑事案件后發起，由選民直接發起的案例極為罕見。事實上，此前兩起類似由選民直接發起的罷免案，最終均以不了了之收場；本次罷免案，雖然當地人大表示將“依法處理”，然而結局顯然無法預料。

不過從某種意義上看，選民罷免人大代表在當下的標本示范意義，也許本來就主要不在于結果，而在于過程——善，總是以蝸牛的速度前進。選民成功罷免人大代表也許仍將面臨很多法律的空白和現實的困境；但是，立即行動起來為權利而斗爭，本身就是值得欣慰的選民意識覺醒。因為，選民自我權利意識與公共事務參與意識嚴重不夠，正是眼前主要問題所在。

就當下現實而言，人大代表不稱職的比例顯然要遠遠高于被發起罷免的比例：“人大代表代表誰”這樣的公眾質問越來越多，然而其中被罷免的代表卻幾乎少得可憐。人大代表失去了監督力量，更無被罷免之憂，致使更多的代表不去好好履責，而單純將之視為一種榮譽；更有甚者，不惜利用人大代表之地位謀取個人私利；最后，甚至人大代表身份本身，都淪為一種金錢交易的籌碼——“粵北首富”朱思宜花費千萬買來全國人大代表身份，就是一個典型例證。

部分人大代表的“去人民化”傾向，與選舉“進口”和罷免“出口”都有關，前者本文無意展開，僅就后者而言，與代表履職公眾滿意度完全不成比例的權利人依法發起罷免案為何如此之少，確實值得深思。按照法律規定，選民可以直接發起罷免案的，局限于縣級和鄉級人大代表，這也許是選民罷免不稱職人大代表極為罕見的原因之一。

然而，對于縣級以上人大代表，雖然選民無法直接發起罷免案，而是由地方人大對該級人大選出的上一級人大代表提出罷免案，但只要下級人大代表真正代表選民意志，選民至少仍可通過影響下級人大代表的方式，逐級影響到上級人大代表，直至提出罷免案。這樣想，看上去似乎非常天真，因為在結果上顯然更不容樂觀；但是，至少過程上也能驚起幾絲波瀾，而這對促進人大代表積極履職來說，已經是一種有力的警醒。

更何況，法律的空白也罷，現實的困境也好，如果沒有選民基于自我權利意識覺醒的行動努力，是不會自動消失于無形的；當下最為重要的不是別的，而是像烏龜一樣，雖然明知前進腳步緩慢多艱，但仍舊一心一意地向前邁步。不要再滿足于逞口舌之歡地對人大代表不代表公眾利益大發牢騷抱怨了，既然你對他不滿意，既然你認為他不稱職，那么就使用法律賦予你的罷免權，立即行動起來聯合罷免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