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龍網記者阿良發表針對一家私營企業的批評報道，遭山東萊陽警方追蹤調查。如此動用司法力量干預輿論監督，這已經不是第一回。此前遼寧西豐警方赴京抓記者引發社會嘩然，前不久經濟觀察報記者仇子明因報道上市公司關聯交易內幕，遭到浙江遂昌警方網上通緝，事件至今余音未了。雖然這類違背司法程序的行為最終在各界的抨擊之下得以撤銷，但一些地方動用司法力量干預新聞報道、壓制輿論監督的沖動，卻難以遏止。

媒體報道如果有誤，黑字白紙擺在那里，相關個人或企業只要拿出足夠的證據，完全可以通過民事訴訟要求更正和賠償因錯誤報道導致的損失。但這一正常合法的維權途徑為何少人問津？而被批評企業所在地警方為何總是“沖鋒在前”呢？

按理，在媒體和企業之間的是非沒有一個清晰的裁決之前，雙方其實是典型的民事糾紛，警方是不宜通過“刑偵”方式直接參與的。但由于某些明星企業同地方政府的關系過于密切，甚至形成權力和資本的聯盟，以致企業一有“難”權力就支援，程序正義屢屢被輕易拋棄。

權力和資本結盟，在一些地方已到了無法無天的地步，司法力量甚至也可以被資本隨時調用。但是，這種結盟終究“只手”難以完全“遮天”。警方一旦跨省跨地區追查，事情很快就會成為公共事件，必然成為社會輿論的眾矢之的。在開放的社會輿論面前，資本的強悍和權力的恣睢現出了原形，濫用權力干預輿論監督的行為實際上就顯得“自不量力”了。但這類自不量力的行為一再發生，說明有支撐其行為的內在邏輯。

面對輿論監督，一些地方揮動權力大棒加以打壓，在當地自然立竿見影，屢試不爽，久而久之就成為習慣，以為這一套路放之四海而皆準。我們能夠看到的權力干預新聞報道的事件，都發生在地方權力和中央媒體或者外地媒體之間。可嘆的是，也只有在這種情境之下，對權力的輿論監督才有可能。

一些地方把在當地對待媒體的“經驗”運用在其權力“轄區”之外，自然是要碰壁的。從這種一再發生的事件中，最應該反思的是，地方政府如何學會用正確的媒體觀念，一視同仁地對待媒體的輿論監督。這實際上關系到輿論監督權如何有效落實的大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