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起的中國國家形象宣傳片，目前正在緊張拍攝當中。宣傳片由30秒的《人物篇》和15分鐘的《角度篇》組成。執行制片人蘇明霞說，30秒鐘的《人物篇》就是要展現最普通的中國百姓狀態，他們是如何生活、工作的。導演表示，“打工子弟小學”這一元素入選該片，是為了說明中國有富人，也有窮人，也有上不起學的孩子。(《京華時報》8月30日)

什么樣的片中人，更能代表中國？什么樣的情境，更符合當下中國的真實一面？這無疑是“中國國家形象宣傳片”首先要面對的問題，而就日常經驗的判斷來說，在關乎國家形象這一重大問題上，宏大敘事策略的運用曾經是不二選擇。但是，這次，我們看到了不同：“中國有富人，也有窮人，有上不起學的孩子，我們就是要拍攝一個真實的中國”，“只有我們自己先有感動，拍出來的東西才能夠感動外國人”等觀點的表達，讓我們體會到了更加貼近民眾的“國家形象”。

也正因為如此，“打工子弟小學入鏡”引發了輿論的聚焦。“中國國家形象宣傳片”當然是一種宏大敘事，而把閃亮的一面和各類精英人士大面積納入其中，也在情理之中。但是，社會的真實性在于，我們不僅僅有李嘉誠、楊利偉、姚明、劉翔、章子怡、袁隆平，還有很多社會的邊緣人物，他們是不是中國的一部分？他們是不是只能被宏大敘事所遮蔽，屬于他們的“小人物形象”難道只能被忽視嗎？

“打工子弟小學入鏡”的出現告訴我們，“小人物”和“小敘事”同樣是“國家形象宣傳片”的一部分。從一定意義上說，小人物的“小敘事”更值得關注。

簡單說，宏大敘事就是無所不包的敘述。宏大敘事具有集中的主題、明確的目的，敘事具有連貫性和自身內在的統一性。借助于這樣的敘事，所有與之不合的事物、方式、人物，都被排斥在外，這個“大敘事”帶有壟斷性、強制性，似乎擁有天然的合法性。就我國的現實而言，很多相關形象的宣傳中，采用的都是這種敘事策略，大人物是歷史舞臺的主角，抽象的“群眾”僅僅作為陪襯，而其中的弊病也是鮮明的，那就是主題永遠先行，并且任意對表達對象進行“剪裁”，由此制造出來的“形象”，往往在某些方面是真實的，但是，就整體來說，存在一定的瑕疵。

溫家寶總理曾說，我經常勸記者多到中國的農村和中西部地區看看，你到那里看就知道上海和北京的發展不能代表整個中國。“上海北京不能代表整個中國”的思維指向和“打工子弟小學入鏡”，從深層次上來說，有一定的契合邏輯，也就是說，我們不能只看到上海北京，還要看到西部和農村，不僅要看到“重點學校”，還要看到“打工子弟小學”，這些都是“國家形象”的一部分，并且是更真實的“國家形象”。

直面現實，才能在提醒我們之余，真正感動社會。這難道不是“國家形象宣傳片”所應追求的效果嗎？

公眾不被“抽象”的“國家形象”更契合公意。誠如論者所說：國家形象在畫家羅中立看來是《父親》；在作家史鐵生看來，是廣袤的黃土高原。而對更多的個體來說，“國家形象”來自于切身的體驗，來自于“小人物”的“小敘事”。在這個意義上，“打工子弟小學入鏡”不但是更真實的國家形象展示，更是能激發公眾共鳴的載體。在筆者看來，宏大敘事讓步入真實關懷的“國家形象宣傳片”蘊涵著進步和文明，意味著一個民族的自信不再維系于“宏大”，更表征著公眾不再被“抽象”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