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手握公權，官員的貪污腐敗社會危害程度顯然超出了一般意義的經濟犯罪。而如果同樣是經濟犯罪，唯獨“貪官免死”，更是直接傷害社會公平正義。

8月28日結束的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審議了刑法修正案草案，完善死刑法律規定，適當減少死刑罪名，調整死刑與無期徒刑、有期徒刑之間的結構關系是這次刑法修改的重點。但最牽動社會神經的是，在全國人大常委會的討論中，有不少委員認為貪污賄賂罪以不涉及死刑為好。

貪官該如何懲罰，要不要殺，從廟堂到民間，一直都有議論。但這次在全國人大常委會上由委員正式提出“貪官免死”，再次引發社會的激烈爭論。

對于貪污受賄罪的量刑，特別是對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的量刑，從人道主義出發，“免死”似乎更符合“國際慣例”和現代司法的發展方向；特別是在不少國家已經取消死刑的情況下，“取消貪官死罪”在國際上差不多已經成為一個“基本常識”。

死刑判決，有兩大功能，其一是發揮懲處功能，其二是起到震懾犯罪的作用。從懲處功能來看，貪污受賄罪說到底是經濟犯，經濟犯再嚴重，也無非是索取金錢數字的疊加，與血腥的暴力犯罪相比，其對社會的危害性相對弱一點。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創造條件讓經濟犯“免死”也是“國際慣例”；從震懾犯罪來看，一些案例確實也表明死刑對震懾犯罪的作用有限。

那么，我們為何不立刻廢除經濟犯的死刑，讓貪官污吏“免死”呢？實在是因為中國現在還不具備“貪官免死”的現實基礎。

首先，其他經濟犯罪領域還有死刑的存在。如果同樣是經濟犯罪，唯獨“貪官免死”，那這就不僅僅是法律問題了，而是直接傷害社會的公平正義。其惡果，可能就是官官相護，就是搞特權，“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死）刑不上大夫”。

其次，我們可以越來越清楚地看到，貪污受賄屢禁不止，甚至愈演愈烈，根本原因還在于當前反腐制度還不完善。每當某個官員的腐敗行為被揭露出來，總會引起公眾的義憤，人們常指責這類官員品行惡劣，私而忘公，完全背離“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因此對此類害群之馬必須除惡務盡。而基于生活常識，人們也相信，對腐敗官員的嚴厲懲罰能起到殺雞儆猴作用，使其他官員有所畏懼和收斂，使官場充滿清正廉潔之風。因此，如果以“死刑對震懾犯罪的作用有限”為由而使“貪官免死”，恐怕難以服眾。

另外，從現實國情來看，由于手握公權力，一些官員的貪污腐敗屢屢突破單純“經濟犯罪”的底線，如因貪污腐敗造成“豆腐渣”工程，給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帶來重大安全隱患和損失。舉個例子，以經濟問題被判死刑的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前局長鄭筱萸，相比許多高官，其受賄金額“僅”649萬元，為何要如此重判？鄭筱萸身居食品藥品監管這樣關系國計民生的重要崗位，置國家和人民的重要利益于不顧，為有關涉藥企業謀取利益，導致藥品監管失控，嚴重危害了人民群眾的生命健康，其社會危害程度顯然超出了一般意義的經濟犯。

從現在開始，我們可以逐步減少死刑的適用，甚至可以考慮廢除經濟犯罪等非暴力犯罪的死刑，以為最終廢除死刑創造條件。但是，無論我們對死刑問題如何爭論，只要死刑制度現實存在，它對每一個犯罪的人所帶來的預期后果就應當是平等的，只有平等的司法才能產生令人敬畏的恒久的公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