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9日，55歲的謝朝平被陜西渭南警方從北京家中帶走。帶走時，警察口頭留下一句“涉嫌非法經營”。8月30日，謝朝平的律師周澤從警方獲悉，“非法經營”是因為謝朝平自費出版了1萬本紀實文學《大遷徙》，那是謝朝平三年的采訪成果，記錄了三門峽遺民的一些歷史遺留問題。（《新京報》9月1日）

2008年1月，因為刊發了一篇批評報道，法制日報旗下的《法人》雜志記者朱文娜遭受遼寧西豐警方以“誹謗罪”立案偵查，警方進京抓記者。而謝朝平的遭遇與朱文娜何其相似，他是檢察日報旗下《方園法治》雜志記者（現已辭職），也是因為寫了反映地方政府一些問題的紀實文學，遭到當地警方的追捕，而這次罪名是“非法經營罪”。

非法經營罪，是指未經許可經營專營、專賣物品或其他限制買賣的物品，買賣進出口許可證、進出口原產地證明以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經營許可證或者批準文件，以及從事其他非法經營活動，擾亂市場秩序，情節嚴重的行為。當然，在司法解釋中，非法出版圖書的行為也可以定為“非法經營罪”。不過，謝朝平的行為顯然不構成非法經營罪，因為出版《大遷徙》一書是以《火花》雜志2010年增刊的方式出版的，而《火花》雜志是國家正式批準的雜志，至于《火花》雜志在出版增刊時沒有報上級審批，那是雜志社的事情，跟作者謝朝平有什么關系呢？再者，非法經營罪也要求行為人主觀上要有牟利目的，謝朝平為出這本書，自己支付5萬元印務費用，并且是免費送給移民，何來“牟利目的”？

上述疑點，渭南地方政府和警方無法解釋清楚，其實他們根本也不需要解釋。“項莊舞劍，意在沛公”，他們抓人的原因，并非在意謝朝平所謂“非法經營”，而無疑是因為這本書中的相關內容戳到了他們的痛處。據《大遷徙》序言作者龍平川（《檢察日報》記者）在序言中介紹，這本書“最重要的意義在于：它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牽涉政治、經濟、文化、法治、民眾心理等等方面的觀照，讓我們找到我們生存的社會的痼疾，并探討治療的處方”，“又一重意義在于對貪腐的揭露和深惡痛絕，代表了普通人樸素的情感”。當年，《大遷徙》的相關內容就準備在《方園》雜志刊登，但無奈給撤下了，因為渭南的“滅火隊”來到了北京。所以，如果說謝朝平是“非法經營”，那只能說他未經渭南地方政府批準，“經營”了“地方政府的難言之隱”。

很顯然，這又是一起典型的“以言治罪”的案件。但這次，他們為“以言治罪”披上了“非法經營”的外衣，因為，直接“以言治罪”（比如以“誹謗罪”立案）在今日社會很容易引起公眾的質疑——人們對動輒以“誹謗罪”打擊報復記者或舉報人的行為往往深為反感，而渭南警方不愿也無法證實《大遷徙》內容是虛假的。何況，“誹謗罪”是自訴案件，警方抓捕師出無名。再者，按照最高檢最新的規定，“誹謗罪”的逮捕要由上級檢察機關決定。因此，渭南警方干脆對“誹謗罪”進行了升級，搞出個“非法經營”來聲東擊西，既讓作者背負經濟犯罪的惡名，又令自己逃脫“以言治罪”的譴責。

就在前不久，《經濟觀察報》記者仇子明因揭露性報道遭某地警方通緝，并被戴上“損害公司商業信譽罪”的帽子。種種跡象表明，個別地方的權力機關已研制出了“誹謗罪”的各種升級版本，整個社會的輿論監督也將由此面臨新的挑戰。

（作者為檢察系統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