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9日，四川作家謝朝平被陜西渭南警方派員從北京抓走，理由是“涉嫌非法經營”。今年年初，謝朝平完成10萬字的報告文學《大遷徙》，自費交與《火花》雜志以2010年增刊的方式出版。該書以渭南地區移民為主角，記錄了三門峽移民的一些歷史遺留問題。據謝朝平的律師估計，由此引起渭南有關方面的不滿，上演了“警察進京抓作家”的驚人一幕。

“非法經營”是刑法中規定的一個罪名，有關司法解釋對此作出了具體的界定。謝朝平寫作并自費出版《大遷徙》一書，他本人并無經營牟利行為，盡管《火花》雜志2010年增刊沒有嚴格走完審批程序，在出版環節上存在一些問題，這個責任也應當由雜志社承擔（雜志社已經受到處罰），而與謝朝平無關。從《大遷徙》出版發行的全過程看，不但作為出版者的《火花》雜志構不成“非法經營”，作為作者的謝朝平更是與“非法經營”風馬牛不相及。在這種情況下，渭南警方派員進京悍然抓走謝朝平，不能不讓人相信，渭南有關方面是因為對《大遷徙》大為惱火，對謝朝平恨之入骨，于是痛下狠手，以刑事手段大行打擊報復。除此之外，再也沒有更為合理的解釋了。

這起渭南警察“進京抓作家”事件，很容易讓人聯想到去年武漢江岸區檢察院以“反貪”詢問通知威逼《長江商報》記者姚某事件，2008年遼寧西豐縣委書記派警察進京拘傳《法人》雜志記者朱某事件，以及更早的《山西青年報》記者高勤榮因言獲罪事件（高批評當地大搞假滲灌工程，被以受賄、詐騙等罪名判處有期徒刑13年）。謝朝平今年6月剛剛辭去在《檢察日報》下屬一家雜志當記者的工作，相當于兼有記者和作家兩個身份，警察“進京抓作家”與“進京抓記者”，在他身上實現了“統一”。而且從本質上講，記者和作家都是言論自由的追求者和實踐者，記者的新聞作品與作家的文藝作品都能對現實產生直接影響，并可能引起某些權勢人物和公權機關的強烈反彈。面對權力的圍追堵截和打擊報復，記者和作家承擔著共同的命運。

在人們的印象中，以往無論是記者的新聞作品引起有關方面的不滿，或者作家的文藝作品被人“對號入座”，如果引起法律訴訟，原告一般都是以名譽權、隱私權受損為由，提出道歉、消除影響、賠償經濟損失等民事訴求。然而，近些年來，一些權勢人物特別是公權機關，動用權力對記者、作家進行打擊報復的案件日漸增多，有關方面為記者和作家羅織的罪名，從“誹謗”、“受賄”、“詐騙”、“泄密”到“敲詐勒索”、“損害公司商業信譽”、“非法經營”等等，不一而足。新聞記者為履行輿論監督職能面臨的風險，以及作家為創作文藝作品面臨的風險，正在從前些年的民事訴訟上升為刑事懲罰，從吃一般官司上升為牢獄之災。

在一些權勢人物看來，只要能先采取協查、拘傳、逮捕等手段控制記者、作家的人身自由，就一定能成功將其陷入刑事犯罪——用武漢江岸區檢察院某負責人的話說，傳喚記者姚某暫時沒有證據，找到他以后就能找到證據。當然，如果他們未能及時將記者、作家“捕獲”，事情一旦鬧大，在巨大的輿論壓力和其他壓力之下，有時他們也會功虧一簣，非但不能如愿實施打擊報復，反而可能使自己陷入非常被動的境地，就像派警察進京抓記者未成、后被免職處理的原遼寧西豐縣縣委書記那樣。

渭南警方以所謂“非法經營罪”進京抓捕作家，炮制出了又一個權力打擊言論自由的惡劣案例。社會輿論應當高度關注這起事件，不能坐視有關方面釀下又一起公民“因言獲罪”的悲劇。從長遠計，還需要大力推動新聞管理和文化管理體制改革，完善“新聞法治”和“文化法治”所需的社會政治環境，全面、完整地落實憲法規定的言論自由，保障公民對于社會事務和國家事務的知情權、表達權、參與權、監督權，依法嚴懲各種濫用權力打擊言論自由的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