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載，昨晚，鯉城區衛生、計生、公安、街道等多個部門聯合行動，端掉了兩家“黑診所”。（見9月8日的《海峽都市報》）

“黑診所”危害一方，在各地不同程度地存在。對于“黑診所”不是沒有打擊、取締過，關鍵是今天嚴打了，明天又死灰復燃。而“黑診所”是沒有取得《醫療機構執業許可證》、《醫師執業許可證》和《護士執業許可證》的無證經營，一旦發生了醫患糾紛，“黑”醫生便卷鋪蓋走人，讓患者欲哭無淚。因而，對“黑診所”進行嚴打十分必要。雖嚴打后，“黑診所”有所收斂，但在一些農村和農民工比較集中的城里，“黑診所”在“風頭”一過便“濤聲依舊”。從中雖說明嚴打連續性不夠、監管不能全天候以外，關鍵是一些醫院存在著“看病貴，看病難”的問題，導致部分人不得不選擇“黑診所”。因為一個感冒要花掉上百元，一般的農民工看不起病。也就是說，“黑診所”之所以屢禁不止，皆因其有生存的市場。從這個方面講，對“黑診所”，不能局限于嚴打。畢竟，打掉了“黑診所”，卻打不掉“黑診所”的市場需求。

事實上，從“黑診所”的組成來看，“黑診所”與“黑診所”之間也有不同，理應區別對待。對一些基本不懂醫，靠江湖騙局來賺錢的小診所，理應視為非法“黑診所”；對于由原來村醫進城繼續從醫和醫學院校畢業生自辦的小診所，理應視為無證“黑診所”。前者害人不淺，理應嚴打和取締；后者因學歷和辦證成本高而無證經營，卻能提供一些有效的醫療服務，且享有較好的社會聲譽。若強行嚴打和取締，往往會令弱勢群體不滿，必須正視這種無證“黑診所”生存的“群眾基礎”，否則，“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何況，“黑診所”就是個體診所。而我國對個體診所開辦管理比較苛刻，必須“具備醫師資格，并在二級以上醫院工作5年以上”。這樣的高門檻，必然使開辦個體診所的成本增高，出現無證“黑診所”在所難免。

如此分析，至少說明，治理“黑診所”，不能光靠嚴打。應該像哲學家的“雜草原理”一樣，用規范、安全、低廉的醫療機構去占領“黑診所”的市場。而目前提高老百姓的醫療保障水平，降低看病成本，規范醫院就診環境，還要假以時日；社區醫院剛剛推廣；家庭醫生制度還在討論之中時，對無證“黑診所”，在醫療機構執業許可證的審批上適當放寬條件，減免相關程序和費用，把一些具有《醫師執業許可證》和《護士執業許可證》的無證“黑診所”免費培訓為正規便民診所，方便弱勢群體就醫，不失為治理“黑診所”的有效正道。筆者認為，值得一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