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逢佳節倍思親？不，現在是“每逢佳節談加班”。

這幾日，隨著中秋、國慶假期的臨近，關于加班以及加班費的發放問題，開始頻繁地出現在人們的面前。有人在重申著常識，假期加班單位是應該付費的，員工是有權索要的；還有人出來告訴大家，加班費該怎樣計算，要是加班了，可以得到

多少錢……不過，這些年年被重復的常識，遠不如“員工索要加班費需自行舉證”這條高法新鮮出爐的司法解釋抓走的眼球多。

老百姓當然有理由將眼球投向這里。因為這條司法解釋涵蓋的，并不僅僅是即將到來的中秋、國慶假期，它還指向更為廣闊的范圍。畢竟，誰都有可能在日常工作中“被自愿”地加班，誰都有可能在加班后拿不到應得的報酬，遇到這樣的“不幸”遭遇。可是，“自行舉證”這則司法解釋似乎讓人們有了被兜頭澆上一盆涼水的感覺，理由很簡單：老板是強勢的，自己是弱小的，你讓我舉證，實在太艱難。而且，在工資糾紛中，舉證責任都在強勢的單位，怎么到了加班費上，就變成弱小的我呢？

一個基本的事實是，就目前社會現實而言，如果誰因加班費問題和單位對簿公堂，那基本意味著此人已沒了在這家單位繼續干下去的想法，也沒了再干下去的可能。換言之，對簿公堂幾乎是索要加班費的唯一通道，而有勇氣走這條通道的，只是極少數，更多的人盼望著加班費，卻不敢也不能用法律的手段去索要加班費。因而，比“索要加班費到底該誰舉證”這個命題更為重要的，其實是如何保證那些更多的不準備和單位撕破臉皮，而又渴望權益得到保證的群體的利益。

要維護更多人的權益，并不是沒有辦法。比如，如果勞動監察部門能夠積極履行責任，在得到員工舉報后，就能在第一時間前去維護員工的合法權益，那員工還用得著和單位撕破臉皮嗎？這其實很像這幾年見到的補課問題。學校補課現在是家常便飯，但也會聽聞某某學校補課被教育部門叫停的事情，叫停的依據哪里來？無非就是學生以及家長的反映，這并不需要誰以不能上學來換取。這說明，很多問題并非能不能，而是愿不愿意。顯然，加班及加班費問題亦是如此。

這里姑且不談加班由員工舉證是否合適，換個角度來看，某種意義上，大眾之所以糾結于到底該誰舉證，大概是因為“舉證之所在，敗訴之所在”這條法諺。因為這則司法解釋出來后，大家似乎覺得自己打不贏官司的幾率一下子大大提高了，幾乎是在索要加班費的唯一通道上又放置了一塊大石頭，這種情況下，豈能沒有意見？

其實，在一個正常的社會之中，法律只能是公眾維護自身權益的最后依仗，而決不能是唯一依仗。就加班費來說，法庭承載的希望越大，越說明日常維護公眾合法權益力量的孱弱。所以，公眾更應該關注的，其實是如何讓自己的權益以“潤物細無聲”般的方式得以保障，而非執拗于到底該誰舉證這一法律問題；救濟的路多了，即便真的在法庭這條道路上出現幾個石頭，又有什么關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