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的私立大學斯坦福和馬薩諸塞州理工學院2010-2011學年的學費(包括住宿費)分別比上一學年上漲了3 .5%和3 .8%，達到50576和50446美元。公立大學也不便宜，以我居住的加州為例，加州大學系統的學費2009-2010年比前一年提高了32%，達到10302美元，是10年前的3倍，這學年可能還要提高10%。上大學越來越貴，但這是一種什么意義上的“貴”呢？

說到“貴”，那并不僅僅要看付出多少金錢，還要看換回了什么。如果換回的東西令人滿意，那么多付出一些，也就會變得相對可以接受。在這個意義上說，目前美國大學是一種可以接受的貴。《經濟學家》雜志的一篇文章說，上海出國咨詢處對全世界大學的排名，前20名中有17個是美國大學，前50名中則有35個是美國大學。這些學校聘用了科學和經濟學方面七成在世的諾貝爾獎獲得者，并產生最靠得住的科研成果。

掏錢買好東西的貴和買偽劣產品的貴是大不一樣的。一般來說，美國學校維持正派、誠實的學風，沒有官場、市儈習氣，教師敬業、認真，具有較好的個人品質，極少有搞歪門邪道、剽竊作假的。這為學校創造了一種能讓學生接受知識和人文、公民教育的良好環境，這是很難用金錢的數額來衡量的。當然，上這樣的大學是有點貴，但比起花了錢(甚至不太花錢)卻學不到東西的大學來，節省的卻是學生寶貴的生命時光。

康乃爾大學教授艾倫伯格(R onaldG . Ehrenberg)在《學費上漲：為什么大學這么貴》(TuitionR ising：W hyC ollegeC ost SoM uch)一書中說，上大學這么貴的一個原因是，大學和企業不同，企業給員工漲工資，是因為他們利用新技術增加了生產力，但是，“教授的生產力是不大可能增加的，如果學校要給教授漲工資，那就必須另外開辟財源或者提高學費，而學校在另外開辟財源方面，一向沒有什么辦法”。美國大學沒有辦法開辟財源，這是一個弱點，但也是一個優點，學校善于另外開辟財源，往往得付出教育獨立自主的代價，那就是把學校的大門向社會上的權、金勢力敞開，甚至與他們同流合污。

這幾年，受學費上漲影響最大的是公立學校，因為公立大學的經濟來源一部分是州里的撥款，在經濟衰退的影響下，公立大學的財政受到了削減。在加州，學費上漲最多的是加州大學和加州州立大學這兩個公立大學系統。不只是加州，其他州也差不多。漲學費對學生家庭來說當然不是什么好事，但這要看對什么樣的家庭而言。事實上，漲學費對不同家庭的影響是不同的。

去年，《紐約時報》刊登過艾勒斯(IanA yers)的文章《為什么加州漲學費可能是一件好事》。艾勒斯認為，公立大學漲學費有助于增進社會公正，因為目前的學費不是窮困家庭付得太多，而是富有家庭付得太少。以加州伯克萊大學為例，伯克萊的學費比耶魯要低得多，但由諾貝爾獎獲得者開的課卻多于耶魯。即使今年學費再上漲10%，仍然不過是私立大學的1/4。公立大學學費較低，得益的其實并不是貧困家庭學生，而主要是富裕家庭的學生，因為貧困學生基本上都享有經濟資助，學費高低對他們影響甚微。在高學費的同時，也對貧困學生提高經濟資助，這本來是私立大學的一貫做法。如今，公立學校因財政困難而不得不增加學費，這也可以成為一個機遇，以此來朝富裕者付高學費與貧困者獲高資助齊頭并進的方向發展。

大學對貧困學生的資助是美國社會公正的重要杠桿之一。如果說學生是大學的消費者，那么不同貧富程度的學生是在以不同的價格購買相同的服務。這種“價格歧視”(price-discrim ination)的做法在商業社會中是不正當的，但對大學教育卻是正當的，因為大學不是商場。艾勒斯說：“高等教育是少數會這么說的市場：‘請你清楚地向我說明你的償還能力，然后我才能告訴你需要支付的價格。’”但是，大學這么做的目標應該是明確的，那是為了在教育上提升向弱者傾斜的社會公正，不是為了學校贏利。美國大學的財務都是公開的，這保證了公眾的監督和大學的自律。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中，大學漲學費，只要向公眾誠實地說明原因，一般還是能被理性地接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