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決北京等大城市人口暴漲所帶來的社會問題？中國房地產學會執行會長、北京房地產學會常務副會長陳貴近日就此撰文表示，“高房價、高租金和高生活成本，是控制北京等特大城市人口無序膨脹的唯一生態門檻。”他說，北京要想成為國際化水平的都市，就要遵循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必須要有生態門檻：車子檔次不能差，生活起來不能太容易。

高房價下一片怨聲載道，這個“磚家”卻認為高房價是控制人口膨脹的生態門檻，為高房價大唱贊歌，自然贏得板磚無數。

這位陳會長口口聲聲要以高房價控制大城市人口膨脹，完全顛倒了事情發展的邏輯。高房價與人口膨脹的關系其實是這樣的：因為大城市集中了太多的功能，又是政治中心，又是經濟中心，還是金融中心和文化中心，并壟斷了最多的資源和最好的機會，水往低處流，人往高處走，人自然地都扎堆到大城市尋找機會和分享資源。于是有了大城市的人口膨脹，而人口膨脹又推高了房價。也就是說，高房價很大程度上是人口膨脹的結果。

這么多人涌向大城市，他們要住房，要租房，生活成本自然被推高了。房價飛漲有許多原因，政府壟斷資源，腐敗成本，房產商的暴利，炒家的推動，但人口膨脹是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沒有人口的大量涌入，沒人買你的房子，再炒作也是很難推高的。也就是說，人口膨脹給城市帶來了巨大的壓力，但對房產商卻是有百利而無一害的，房產商實際上是城市人口膨脹最大的受益者。他們實際上巴不得人口膨脹得越厲害越好，剛性需求越高，房價就飆得越高。

作為人口膨脹的既得利益者，還擺出一副憂心忡忡的樣子，想去用高房價去控制人口膨脹；倒果為因，顛倒是非，作為人口膨脹的最大受益者，卻說要用高房價去控制人口膨脹，這種偽善正是最讓人厭惡之處。而事實上，高房價根本不能控制人口數量，只能篩選人口，并在篩選中改變人口結構。

如今有這樣一種思維，一出問題，就寄望于經濟杠桿去調控，用價格手段去控制，在成本上進行打壓。比如，春運時人們扎堆回家，火車票一票難求，有關部門就準備漲價。黃金周景點人滿為患，各大景點就說要保護景點，門票漲個一倍去分流游客。治理城市交通擁堵也采用這個辦法，提高停車費，提高燃油稅，準備收擁堵費。可實際上這個經濟杠桿在很多時候并不起作用。春運時人們總要回家，票價再高也得搞一張。黃山只有一個，門票漲了，想看黃山的游客別無選擇。已經花了很多錢買了汽車，停車費漲了人們也得用車。

同樣，大城市的人口膨脹也是如此。生活成本雖然高了，但因為大城市集中了最多的機會和最好的資源，人們還是會往大城市擠。只要相比房價，大城市的機會和資源有更高的利益預期，人們還是會無奈地接受高房價，而不愿回到小城市。再說了，生活在北京這樣的大城市，并不一定要買房，租房也可以。租金高了，還可以到郊區去租，到鄰近北京的河北省去買房租房，就像蟻族那樣生存。所以，高房價是控制不了人口膨脹的。

高房價只會導致對人口的篩選，錢多的人可以留下來，可以留在四環五環之內，而錢少的人則被擠到城市的邊緣，被擠得離開城市。然而，錢多并不意味著素質就高，就像許多一擲千金動輒在北京買下數十套豪宅的煤老板們，他們的素質很高嗎？高房價擠走的不僅是窮人，還有許多充滿朝氣和理想，卻又不堪房價壓力的年輕人。就這樣，高房價并沒有控制住大城市的人口膨脹（畢竟中國有錢人還是很多的，房價再高他們也買得起，他們仍會涌往大城市），只是改變了人口結構而已，使大城市變成了只屬于有錢人宜居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