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日15時，武漢洪山區土庫村拆遷戶童貽鴻到北京朝陽雙井派出所“自首”。因11月18日下午向樓下投擲磚頭“導致一人重傷”，童貽鴻被當地警方通知做筆錄。由于不信任當地警方，童貽鴻搭乘飛機赴京向警方“自首”。（11月21日《新京報》）

面對30多人和一輛破拆機的來勢洶洶，拆遷戶童貽鴻選擇了丟磚抗爭，事后被警方告知其行為致人重傷要做筆錄。這本是一起并不復雜的刑事案件，在當事人童貽鴻看來，卻有著“風蕭蕭兮易水寒”的悲愴。出于“壯士一去不復回”的擔憂，他選擇了進京自首，生平第一次坐了飛機。事實上，與其說是“自首”，倒不如說是“求助”。畢竟，根據屬地原則，本案最終還會移交武漢警方處理。童貽鴻想要的，不過是北京警方介入和媒體的關注，能避免自己遭受可能的不公待遇。

主動向警方投案，可見童貽鴻并不想逃避責任。然而，從武漢到北京，童貽鴻的自首之路走了1200公里。舍近求遠的離奇背后，是他內心深處的惴惴不安。“如果真有人受這么重的傷，我應該看見，而且警方當天就該來找我。我覺得有鬼。”準確地講，童貽鴻的不信任不只是針對當地警方，更是那背后神秘莫測的強拆之手。他擔心，所謂“一人重傷”不過是煙霧彈，以此為借口將其身陷囹圄，趁機強拆他的房子才是真實目的。

請理解童貽鴻的恐懼和焦慮。在信息不對稱、權利不對等的情況下，每個人都會是很好的編劇。何況童貽鴻對于粗暴強拆的擔憂，并非無端而來。無論是山東聊城東昌府區一副區長“妨礙拆遷就讓你蹲監獄”的威脅，還是江西宜黃謀官員“沒有強拆就沒有新中國”的謬論，都體現出地方公權力對于拆遷的強悍。遠的不說，近期暴力拆遷的相關報道就不勝枚舉：10月16日，因其住所的拆遷問題，鄭州殘疾人李付俊被幾名穿著便裝的男子挾持后扔到市郊的櫻桃溝，等到次日早晨返回住處時后發現自己的住所已被夷為平地；10月30日凌晨，山西太原一待拆遷民房發生一起兇殺案，10余名手持鎬鈀的男子闖入民房對兩村民進行毒打，導致一死一傷……

面對強拆，不少人不得不使用有些極端的手段自衛和抗爭。從上海閔行區拆遷戶的自制燃燒瓶，到武漢老農的土炮還擊，再到被譽為今年年度網絡游戲的《釘子戶大戰拆遷隊》。處于相對弱勢的被拆遷人，似乎只能一次次逾越法律的界限“以暴治暴”，才能暫時維護自己的權益，贏得和拆遷方談判的話語權。明知不可為而為之，這便是他們難以言表的無奈。

在向拆遷者投擲磚頭的同時，童貽鴻也在心中懸起了石頭。不僅是承擔良心的自責，接受法律的制裁，還要擔心此舉會“激怒”有關部門，甚至成為其小題大做、順水推舟的借口，這便是無數和童貽鴻一樣的小人物的悲愴。對于他們來說，接受警方合法的處理都顯得那么奢侈，唯有求助不受地方利益牽絆的外部力量，讓自己的命運引起更多人的關注，才能多一分安全感。

別把坐飛機進京自首，當做拆遷戶自己嚇唬自己的笑話，這背后的無助和凄涼又有誰能真正讀懂。“風能進，雨能進，國王不能進”的公民合法財產權，難道只能憑借一塊不合法磚頭才能維護？被寄予厚望的新拆遷條例，何時不再是“只聽樓梯響，不見人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