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河北大學校園飆車案”受害者陳曉鳳的父親與援助律師解除了合同，陳曉鳳的家屬與肇事者李啟銘的父親李剛達成和解。

據報道，事發后受害者陳曉鳳的家屬受到了非常大的壓力，“他們家里有公務員的領導找他們談話讓他們放棄，他們在保定的時候，包括陳曉鳳的爺爺，都過來做他們的工作，村支書也過來做他們的工作，讓他們放棄”。律師是被害人及其家屬在刑事訴訟中最重要的參謀，如果是一次正常的和解，被害人家屬不大可能拋開律師與對方單獨進行和解，在刑事訴訟進行當中，如果是正常的和解，也不大可能突然解除與律師的合同。從這些情況看，“李剛門”的和解，很像是一次典型的“被和解”。

公眾攥緊的拳頭似乎打在棉花堆里了，但人們確實不能簡單責難受害者家屬，何況和解也是受害人家屬的權利。人們也許只能痛感于“李剛門”幕后的水太深，痛感李啟銘的一句“我爸是李剛”是何等深長意味，盡管河北省有關領導鄭重承諾，對“河北大學校園飆車案”肇事者一定“依法嚴肅處理”，盡管李剛在央視面前痛哭流涕，表示不會干擾公安部門的調查和司法機關的處理。

必須看到，這種“和解”首先只能是民事賠償問題的和解，而不是涉及刑事問題的和解。因為，李啟銘涉嫌的罪名，即使不是一些律師理解的“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而是檢方批捕時使用的“交通肇事罪”，這也是一個公訴案件，按照李啟銘肇事后逃逸的行為來看，也應當判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的刑罰。對于公訴案件，只有司法機關才能決定是否有罪，該判處多少年刑罰，當事人雙方只可以協商民事賠償的多少，卻無權決定犯罪的認定和刑罰的多少。

雖然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明確要求，在貫徹“寬嚴相濟”的刑事司法政策時，允許當事人對輕微刑事案件進行刑事和解，當事人雙方在達成民事賠償、被告人作出賠禮道歉后，司法機關可以對被告人不起訴、免于刑罰或者判處較輕的刑罰，但是，刑事和解必須以公平、公正、自愿為前提。最高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朱孝清在多個場合強調，在整個刑事和解的過程中，都是加害人與被害人之間在自愿基礎上的一種溝通和諒解，檢察機關必須對雙方當事人達成和解的前提條件，在整個和解的過程中是否存在違法行為進行監控，確保和解是在符合前提和法律規定的條件下達成。按照這個要求，如果“李剛門”的和解，是在受害者家屬一方不堪重重壓力之下勉強達成，而不是建立在公平、公正和自愿的基礎之上，那么，肇事者并沒有得到受害人家屬發自內心的原諒，也不能表明犯罪嫌疑人的真心悔罪，被告就不應享受刑事和解中不起訴、免于刑罰或從輕處罰的待遇。

比“李剛門”和解更值得警惕的是，這種和解對于李啟銘刑事處罰處理的影響。受害人家屬承受了“暗力量”的巨大壓力，這種壓力同樣會傳導到處理此案的司法機關身上，受害人家屬可以因為承受不了壓力而選擇和解，作為肩負維護社會公平正義之神圣職責的檢察院和法院，特別是有義務“在整個和解的過程中是否存在違法行為進行監控”的檢察院，沒有任何理由說自己也無法承受這種壓力。受害人的家屬可以選擇在民事上和解，但司法機關不能假裝看不到這種和解背后的壓力，做順水人情也搞“刑事和解”從輕處理。

“李剛門”的被告人能否依法得到公正的判決，正在考驗司法機關公正司法的決心，考驗河北有關政府部門和政法部門的公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