動用警車為“不夠格者”開道，是一種公器私用。很顯然，不少情況下的警車開道是習慣性的主動媚權，有時也可能受到各種現實壓力而不得不從，但從本質上說，均可稱為“監守自盜”——僭越、盜用了公民對警察部門動用警車的授權范圍。對此，如果缺乏一種問責機制而始終只限于輿論聲討，顯然永遠無濟于事。

超越正當需求的“警車開道”，至少暴露了三種“社會病”和“官場病”。其一，特權文化的強大慣性。很多人平時大罵別人警車開道，一旦自己有幸被警車開道，又喜形于色直呼好爽，正是這種群體性心理助長了警車開道歪風。其二，衙門習氣的沉渣泛起。自古官府出行就要鳴鑼開道，小民須肅靜回避，如今部分官員高高在上不聞黎民疾苦，隨意給自己或“朋友”出動警車開道便成自然。其三，權力授受關系的紊亂。開道者和被開道者都忘記自己權力來自何方，只知烏紗是領導給的，眼中沒有公共利益和群眾看法，對警車使用權限缺乏基本的敬畏。

所幸，隨著公民意識的覺醒、以人為本理念成為共識，我們也看到，這些年越來越多的警車為平民而開道，比如青島警車為載有臨產孕婦的出租車開道，湖南警車為病危的兒童接力開道，廣州阿Sir駕著“鐵馬”風馳電掣送遲到考生去高考考場；同時，越來越多地方在警車開道上也比以前更文明并盡可能精確處理以減少擾民。盡管，相對于一種早已成為中國特色的不正常現象，這些還只是一種有限的進步，但其思路上的轉變、行動上的復位，值得我們旗幟鮮明地支持，并以民意的合力助推其重回正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