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拆遷問題上,現在許多地方都看到了這種“株連效應”。比如,以前江西豐城在打著“舊城改造”的拆遷中,與被拆遷人有親屬關系的公職人員就接到告知:要在規定的時間內說服其親屬在拆遷協議上簽字,“否則將被采取組織措施。”；而洛陽市洛龍區古城鄉政府以前為完成青陽屯村拆遷任務,竟然想出了一個辦法,讓中小學生動員父母簽字。這種缺乏起碼倫理道德的拆遷“株連”,不僅僅是對法治的踐踏,同時也是對人文倫理與教育品質的極大破壞。

中國這個有著悠久傳統歷史的國度,親情倫理有著強大的力量,從某種意義也維系著和諧、幸福與穩定等內容。拆遷“株連”,利用的恰恰就是這種親情倫理的力量。當公權力以“組織力量”來突進到親情領域,能夠產生的威力將有多大,是不難想象的。愈演愈烈的拆遷“株連”,都說明當前一些侵犯公民權利的行為,正在試圖繞過法治,選擇親情倫理的路徑,來最終達到對公民權利進行剝奪的目的。

發生在江蘇鎮江的多名教師因拆遷動員不力被停課停薪,說明當前一些非法拆遷之惡已經變異到極其冷酷無情與卑鄙下流的地步。在權力與權利博弈越來越復雜化的今天,如果還是不能把解決拆遷問題完成納入到民主與法治的軌道下進行平等博弈,那么,由拆遷派生出的悲劇就會像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最后污染到社會更多領域,傷害到整體社會的倫理與文化,使越來越多的人都無法成為非法拆遷悲劇的幸免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