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如此激進的“禁童丐”手段，實際也并不存在，包括于建嶸教授的立法建議中，也沒有這些內容。于教授主張加重現行的《刑法》中的拐賣兒童罪、收買被拐賣兒童罪等罪的量刑，并沒有將“父母帶子女乞討”作泛刑罰化處理。相反，他主張由國務院統籌協調，建立長效機制；在救助方面，民間的NGO應積極介入，李連杰的壹基金也打算成立“兒童救助專項基金”。童丐，不會因為法律的禁止而自動消失，全社會的關愛卻能讓他們的數量減少。

這次公民行動的初衷，是幫助社會弱勢群體，而不是希望喚醒利維坦巨獸。在這個問題上，各方沒有矛盾；爭議的核心無非是具體措施的緩急。所以，寶貴的輿論空間，沒有必要浪費在細枝末節的無謂爭論上。我們應相信社會進步的力量，并以各自的方式共同為之努力，這才是公民行動的意義所在：君子和而不同。首先，公民行動有助于倒逼相關職能部門更“給力”，包括完善義務教育、救濟殘疾兒童、嚴打拐賣犯罪以及建立國家級尋子系統等等。同時，問題的解決需要民間力量的積極配合和介入，包括熱心公民“隨手拍照”、成熟NGO的參與和技術支持等。

國人每每驚羨于外國未成年人保護機制之完善：父母不盡責任，警察可以介入，追究法律責任；孩子會被帶到福利機關，得到妥善照顧。這一切使兒童輟學、被拐賣、被迫行乞成為不可能。

所謂“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不走，就永遠停在原地；走，就有很多現實問題需要解決。只要我們堅守法治、堅守尊重現實的共識，一起努力，聲音未必整齊，但一定會在“力的平行四邊形”機制下，向共同的愿景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