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要說警察不懂執法經濟與罰款指標的危害，那是“冤枉”他們。但在執法經濟面前，什么執法程序、人性化執法、民生利益，統統一錢不值。且不說部分警察本身深諳罰款之道，對執法經濟樂此不疲。在罰款指標的重壓與誘導之下，就是正直的警察也可能慢慢變壞，刻意去抓罰款經濟。公安部要求取消罰款指標，固然值得肯定。但是僅憑一紙《意見》就讓警察放棄罰款經濟，或許過于樂觀。在我看來，要真正杜絕罰款指標，割掉執法經濟毒瘤。關鍵要斬斷執法經濟鏈條，嚴格執行罰沒收入兩條線的規定。此外，政府還應該給公安部門輸血，給他們提供經費支撐，減少他們的創收壓力。

換個角度講，執法經濟形成的根本原因不全在于罰款指標作祟，除了部分正直的警察外，警察罰款金額多，或許另有原因。把警察違規執法的責任歸結為指標惹禍，可能會掩蓋執法過程中的其他問題，甚至是本質問題。比如部分執法者的利益情結、以權謀私、耍特權等深層次問題。

如果這些問題不能從根本上得到解決、監管措施不能到位的話，即便取消了罰款考核指標，但對于部分吃慣了罰款，深諳罰款之道的執法者來說，他們的罰款沖動未必能就此打住。退一步講，即使上級下達了罰款指標，執法活動也必須在法律和正義的框架內進行，不能為了完成罰款指標，無視公平正義。

因此，除了取消罰款指標以外，打破執法經濟思維，嚴格執行收支兩條線；消除警察對執法經濟利益的依賴心理，加強權力監督、壓縮權力空間，用制度端正執法者的權力觀、利益觀，都要認真去做。如果不規范執法部門權力運作，嚴懲各種濫權行為，脫韁的權力與利益沖動合謀必將對政府公信造成更大的破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