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山啟動第四批榮譽市民的評選授榮工作，規定在佛山捐助500萬港元以上，或投資3000萬美元，或為佛山招商引資做出突出貢獻的港澳臺同胞、華僑及外國人士，有資格申報授予“佛山市榮譽市民稱號”。三個條件，均與經濟掛鉤，無怪乎市民質疑有錢才能當上。（《廣州日報》5月11日）

“榮譽市民”享有多項優惠待遇，又是個尊貴的稱號，當然不能隨便授予。而地方政府希望細化操作流程，金錢作為篩選標準，確實是個不錯的選擇。但，是標準不等于唯一標準。“榮譽市民”是飽含崇高社會意義的稱號，僅從金錢角度標注其資格，過于庸俗，降低了這一稱號應有的社會高度。

“榮譽”，是指由于成就和地位而得到廣為流傳的名譽和尊榮。盡管現實語境下，地位乃至成就，常常與一個人獲得或擁有金錢的能力成正比，但主流價值觀中，仍然沒給它們劃上等號。這是因為，還有很多成就和地位的取得，并不是靠金錢完成的。就比如報道中市民覺得義工傅寶珠應該獲得此稱號一樣，長期在高明麻風病村進行志愿服，“雖然沒有捐什么錢，但她的精神感動了無數的佛山人”。可惜，普通佛山市民都懂得的道理，于當地政府來說，卻因對城市經濟發展指標的追逐，而迷失了應有的認知。

如果一個城市的管理者，僅僅以經濟門檻來衡量個人的貢獻和詮釋“榮譽”的含義，那這個城市多少給人太過現實的冰冷感覺，少了溫暖人心的人情味。不可否認，給城市帶來巨額投資和經濟收益，是一種巨大的貢獻，但就像獲得香港大學“榮譽院士”稱號的82歲掃地老太袁蘇妹，貢獻也可能是一種長期的、默默無聞的工作，它或許不能帶來直接的巨額經濟收益，無法讓標注城市經濟指標的那些數字產生些許變化，但這些工作就像港大對袁蘇妹的評價那樣，是在用一個人的生命影響眾人的生命，以致讓我們“不敢忘記”。

現實生活中，我們的城市從來就不缺乏前者，而恰恰是后者顯得更為稀缺。如果說，榮譽稱號應該代表這個時代所倡導的方向和價值觀，那顯然，對后者的倡導比前者更為迫切。可如果，一個城市的“ 榮譽市民”評選僅面向有錢人，那無疑是在政府層面向社會強化一種拜金文化，而這種導致社會風氣和道德標準異化的文化，顯然更是應該由政府出面予以糾正和約束的。

不止是佛山，國內不少城市的“榮譽市民”評選，都體現出這種權力媚錢的傾向。我們可以理解，城市管理者對經濟飛速發展的渴望，畢竟，這也是最容易予以評價的政績指標。但這并不意味著，這種傾向就是正常的，也因此，才有了市民的質疑。而如何回應市民的質疑，其實不僅體現的是一種行政智慧，更是一種行政倫理。我想，不將對城市的貢獻險隘地局限于經濟范疇，應是這種倫理的基本準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