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90年代，公路上亂設站卡、亂罰款、亂收費現象十分嚴重，不僅極大增加了物流成本，還造成民怨沸騰。因此，從1994年起，國家開始對公路三亂不斷進行治理，但治理17年之后，公路三亂仍然非常嚴重，全國每年的公路罰款可能高達4000億元。（5月12日《新京報》）

從1994年起，中央三令五申對亂收費、亂攤派、亂罰款等公路“三亂”問題進行治理。但是，從司機一輛貨車一年被罰3萬與媒體對公路罰款接二連三曝光的現實來看，公路三亂的問題仍然相當嚴重。現實執法生態中，有的地方“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不顧中央與多部委禁令，給執法人員暗下罰款指標，政府與執法人員權力分肥，把公路當成“提款機”。

為了完成罰款任務，有的地方熱衷隱蔽執法，甚至雇傭職業拍客抓罰款；有的交警在高速公路設置路障攔車罰款；有的路政人員養魚執法、釣魚執法，對超載車輛只罰款不卸載。有的交警罰款不開票可以打折，然后中飽私囊。這不僅破壞了正常的交通秩序，還增加了司機經濟負擔，推高了物流成本，給人民群眾生產生活帶來壓力，破壞了政府的公信形象。去年10月，人民日報曾直言亂收費、亂罰款蠶食發展成果。4000億公路罰款實際上拷問著政府治理公路三亂的誠意與效率。

在執法經濟廣為公眾詬病的話語背景下，有的地方和部門已經取消了違法糾正量與罰款指標，人性化執法正在逐步成為新的執法方向。公安部副部長劉金國曾強調，公安機關在執法時要堅持教育與處罰相結合，堅決杜絕下達罰款指標。但是，有的地方仍然暗下罰款指標，執法經濟思維十分頑固。

治理公路“三亂”是早已說亂的話題，文件出臺了一個又一個，禁令下了一道又一道，要說執法部門不懂執法經濟的危害，那是“冤枉”他們。但在執法經濟面前，什么執法文明、執法規范，什么交通安全，法律道德，統統拋到九霄云外。執法人員為了執法經濟利益，千方百計抓罰款，并不難理解。但任何事物都不能沒有邊界，不能突破法律與正義的底線。

我們可以譴責下達罰款指標的政府部門，也可以批評深諳罰款之道的執法人員。但我們指望他們學會權力謙卑，主動放棄罰款經濟利益蛋糕，并不現實。既然司機怨聲載道，媒體不斷曝光，有關部門不能作壁上觀，而應該及時介入干預，割掉執法經濟毒瘤。毒瘤怎樣割？依我看，關鍵要健全公路“三亂”的治理機制。不能讓執法人員想收就收、想罰就罰。第一，堅決杜絕下達罰款指標的錯誤做法，以壯士斷腕的勇氣斬斷執法經濟鏈條，嚴格執行罰沒收入兩條線的規定，讓執法人員的績效考核、工資福利與罰款數額脫鉤，與交通服務質量、社會評價掛鉤；第二，政府財政給執法部門提供必要的經費支持，消除執法人員對執法經濟的依賴心理，減少其創收壓力，遏制其創收沖動。第三，加強權力監督、壓縮權力空間，依法公路“三亂”制造者的法律、紀律責任，用法律制度的力量端正執法者的權力觀、利益觀。如果不打破執法經濟思維，不規范執法部門權力運作，公路三亂恐怕會成為疑難雜癥，脫韁的權力與利益沖動合謀必將對政府公信力造成更大的破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