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紀90年代，公路上亂設站卡、亂罰款、亂收費現象十分嚴重，不僅極大增加了物流成本，還造成民怨沸騰。因此，從1994年起，國家開始對公路三亂不斷進行治理，但治理17年之后，河南一個維權司機卻告訴我們，現在公路三亂仍然非常嚴重，全國每年的公路罰款可能高達4000億元，（新京報）

從理論上來看，基于規范行車行為的公路罰款當然無原罪可言。但問題是，當必要的行政處罰成為物流成本畸高的重要導手，當源源不斷的罰款金流向成謎，并增肥為過往車輛不可承受之重時，至少在罰款手段和程序上，公正的質問與追查應該成為必要。

從輿論反饋來看，糾結于公路罰款之上的宣泄顯然都指向一個“亂”字。亂設站卡、亂罰款、亂收費，如此公路三亂雖說整治達17個年頭，但呈現的現實依然不堪，甚至是有倒退惡化之勢。一如每個亂象之因，公路三亂顯然也是典型的權力失范與監管失態化學反應下的壞癥。

罰款金額如菜市場上的交易，可以討價還價；罰款名目無法定規章，執法隨意性大；執法主體不明，私人執法現象嚴重。此可歸為目前公路三亂的具體表象。但無論是“罰款不開票可以打折”，還是“抓誰逮誰”的雁過拔毛，“掘金”的目的想必是“路人皆知”。可以想見，利欲狂狷的背后，是建立在權力尋租之上的“財路共謀”。

對于一些地方政府來說，這種明顯背離《行政處罰法》的亂收行為，已經徹底走向部門創收的權力視野。致使基層執法，政府分攤，成為橫行在各條公路上的權力路障，讓廣大司機只能“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甘心認宰。更為悲哀的是，憑借權力壯膽的亂收行為所締造的“潛規則”，刺激的不僅是“執法”人員的金錢沖動，也讓過路司機無奈誠服于這套詭異的惡性體系之下，使交錢就可違章成為一種默認的共識。于是，所謂交通法規、道路安全都被金錢上的交罰所麻痹，長此以往，法治不彰，安全無保，走向“越罰款越違法”的惡性循環，最終偏離行政處罰的良善初衷。

經過多年的發酵，可以說，遏制公路三亂之害已經不存在認識上的不足。《人民日報》就曾連發七篇讀者來信，揭我國公路收費象。但治亂之路依然困境重重，其最核心的困因，莫過于既得利益部門過于龐大，獲利之豐造成積重難返之勢。基于此，如果僅僅寄希望于地方上的“全身而退”，恐怕只能淪為一廂情愿的空想，那么，一場從體制上根治亂象的除障風暴，應勢在必行。

當然，強力糾偏必然是一場牽涉甚廣的復雜工程，要取得實效，就必然繞不開這樣的焦點追訴：所繳獲的行政款項數額幾何，流向何去？亂罰濫收背后，有著怎樣的權錢魅影？又是誰讓公路罰款變成了失控的收費站？這些答案，不能再在風中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