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我為學校英文系教授威利·斯蒂爾博士(Dr.Willie Steele)開發一門網絡課程，課程名叫《猶太大屠殺和文學》(Holocaust and Litera-ture)。課程中間，位于華盛頓的大屠殺紀念館官員，用三節課時間，通過遠程會議平臺A dobe Connect，給學生講述猶太大屠殺期間各宗教團體的反應、與大屠殺相關的文學和影視作品等。幾位紀念館官員知識廣博，講述生動，對遠程視頻平臺的使用駕輕就熟，看來不是第一次用這種方法和學校交流。

與此同時，故宮博物院丑聞頻出。先是發生失竊事件，丟失數件文物。隨后公眾在故宮送給破案警方的錦旗上發現有錯字———“捍祖國強盛”成了“撼祖國強盛”。人們嘲笑故宮相關負責人水平低，故而出現這種錯誤。但我認為更值得焦慮的不是字錯，而是故宮系列丑聞中暴露出來的定位錯誤。

過去的故宮，除了接待各地觀光游客和供人拍攝清宮戲之外，對外交往似乎并不多。新任故宮博物院院長就任后多次提出故宮要有開放的心態。小賊如入無人之地，偷走故宮文物，或許是對“開放”的一個諷刺性注腳。幸虧后來迅速破案，所以此事不過添一笑料，尚無大礙。而另外一種“開放”，則更令人焦慮。錦旗風波尚未平息，再度被爆料稱：“故宮的建福宮已被某知名企業和管理方改造成了一個全球頂級富豪們獨享的私人會所，現有500席會籍面向全球限量發售。”這也是一種“開放”吧。

這些丑聞掀開了文化部門管理的一角。除故宮外，其他很多文化部門，也因其清水衙門的屬性，不被各級政府真正重視。其領導常因年齡到限、無法升職等原因按行政級別平調而來的，未必是專家治館，不信大家去翻看一下各地文化部門官員的簡歷。由于學非專攻，半路出家，很多空降而來的領導，既無能力也無興趣在專業上有所建樹。有的因被貶至“冷宮”而憤憤不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混著日子等退休或是尋找其他機會。有的則是靠山吃山搞創收，或是出點書撈點名氣。總而言之，很少會主動向普通民眾宣傳文化遺產。

對美國博物館來說，利用各種手段向中小學生和周圍廣大社區宣傳博物館的文化遺產，則是其工作的重中之重。比如上述猶太大屠殺紀念館，僅為了斯蒂爾博士這門十來個學生上的課，就先后派出了三位專家來義務授課，十分專業。博物館為了吸引各類觀眾，費了很多心思，比如博物館內有專門的兒童區，陳列適合兒童認識水平和心理承受能力的展品。博物館每年還耗費巨資舉辦活動，幫助全國各地老師在教學中介紹博物館宣揚的歷史。

博物館為老師給出了大量的教育資源，教老師如何從事大屠殺教學，讓學生反思這段歷史對于現今人類倫理道德、政治經濟各方面意義。博物館還提供教學和研究資助，組織學術會議，去各地舉辦專門講座，甚至對美國每一個州大屠殺紀念的教學都有所統計，并設有對口聯系人或者聯絡單位。除了專事教育推廣的職員之外，上次來為我們做遠程講座的還有一位女士專門負責教會關系，亦即專門向美國和世界各地教會團體宣講大屠殺歷史。總之該博物館在社區教育方面可謂要錢給錢，要人給人，要物給物。其公共服務種類之多、范圍之廣、受教育人數之眾廣、工作之主動進取讓人嘆為觀止。他們如此努力，也把一個死的陳列館，變成了一個活的、流動的教育基地。

博物館、紀念館讓人了解文化傳承或歷史，需要通過教育方式實現。華盛頓大屠殺紀念館就是這樣，無孔不入地開展青少年和公眾教育活動。這些活動，才應該是此類文化部門的工作重點，至少是工作重點之一。相形之下，一些國內博物館搞面子工程，辦大型展覽出大型畫冊，雖吸引眼球，但收效甚微。

故宮字錯了還可以改，角色定位錯了，才會耽誤文化傳播的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