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對個案開展的“運動式治理”，只能起到暫時的“速效救心”作用，如果背后的普遍性弊病沒有被發掘出來，不能瞄準病根尋求治本之策，那么風聲過后，看守所的執法秩序也將再度失去重構的契機。

在法治觀察者眼中，看守所是一個極富代表性的“窗口”，它既是令人生畏的羈押執法場所，也是一個國家人權保護水平和司法文明狀況的“反射鏡”。之前多起“非正常死亡”事件后，相關部門進行了集中整治，由于最近陜西渭南臨渭區看守所發生女管教指使在押人員毆打女嫌犯致死的慘劇，為看守所這個法治的“窗口”再添污點。

這樣的個案充分暴露出“運動式治理”的缺憾，同時也再度驗證了我國看守所體制之“殤”。據渭南市相關部門最新透露，女管教和責任民警、值班副所長已被檢察機關立案偵查，其中兩人被取保候審。可以預見的是，事件的后續處理必將是對責任人的“嚴厲懲治”，對受害人的“妥善處理”，以及一定范圍內執法機關的“反省”與“檢查”。問題是，如果悲劇性個案只是引發一時整頓，而不能催生制度層面的變革，那么在個案平息之后，誰也無法確保這樣的悲劇不會重演，就像之前的一系列“非正常死亡”事件一樣，無數次的批評分析，無數次的執法檢查，依舊無法從根本上改觀整個看守所的執法生態。

分析每一起被公共輿論有幸捕捉到的個案，背后都不難找到體制性病灶。例如本案中，“始作俑者”乃是一名“并不具有公務員、干部身份，沒有執法資格”的女管教，受害者則是一名嫌犯。這充分反映出當前我國看守所體制的弊病：定位混亂，既羈押未決嫌犯又羈押已決犯人，集收押、偵破、教育、獎懲等諸多任務于一身；體制不清，由本級公安機關管轄，“抓人”與“關人”不分家，偵查、審訊和羈押諸權合一，看守所幾乎成為公安局的“后院”；監督乏力，陽光公開機制缺乏，外力監督闕如，在封閉化的執法環境中，權力“我的地盤我做主”，犯罪嫌疑人的權利面臨被侵犯危險。

由此，針對個案開展的“運動式治理”，只能起到暫時的“速效救心”作用，如果背后的普遍性弊病沒有被發掘出來，不能瞄準病根尋求治本之策，那么風聲過后，執法者“權力的齒輪運行無礙，根本不理會墻外的喧囂”，看守所的執法秩序也將再度失去重構的契機。

經過云南“躲貓貓”等一系列事件之后，無論是學界還是民間，對看守所體制改革已經形成了共識，例如“偵押分離”、為看守所重找“婆家”等。但由于改革始終囿于部門利益，沒有進入國家立法視野，使得步伐躊躇不前。看守所改革涉及對公民權利的直接剝奪與限制，根據《立法法》要求，應當通過制定法律的方式予以規范。因此，最終的改革出路，應當對實施近20年的《看守所條例》進行徹底檢修，以新的體制與管理確保看守所執法邁入透明的法治化軌道。

本報特約評論員傅達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