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人大已將刑訴法修改列入今年的立法計劃，這是繼1996年修改后的再次大修。在過去的15年中，佘祥林案、趙作海案、躲貓貓事件等透露出了刑訊逼供和監管漏洞。專家建議修改“坦白從寬，抗拒從嚴”口號，廢除“如實供訴”條款，不強迫嫌犯自證其罪。（6月13日《新京報》）

據專家介紹，此次修法的目的是將“排除刑訊逼供證據”寫入法律，其重點是對“如實供述”條文的修改。專家據此提出了嫌犯和被告“有權保持沉默”、辦案人員“不強迫嫌犯自證其罪”和直接廢除“如實供述”條款的三條建議。筆者以為，如果這些建議能夠在此次修法中成功體現，不僅是對嫌犯和被告正當人權的保護，也將有效堵塞司法人員濫施酷刑的法律漏洞。但相比之下，筆者更贊同將“不強迫自證其罪”入法。

之所以不傾向于將“有權保持沉默”和廢除“如實供述”條款寫入法律，是因為按照常理，在案件審理的過程中，犯罪嫌疑人的陳述不僅是必需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犯罪嫌疑人對自己是否實施犯罪以及如何實施犯罪知道的最清楚。訊問犯罪嫌疑人可以更快、更深地揭露和證實犯罪，查清犯罪的目的、動機等案件全部事實和情節，判明犯罪性質，查明有無遺漏罪行和其它應當追究刑事責任的人。相對于其它偵查手段而言，獲取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可以用較低的偵查成本獲得相關的證據材料，而且有的案件只有通過利用犯罪嫌疑人的供述才能發現犯罪線索，及時破案。將“有權保持沉默”寫入法律，不僅會加大辦案成本，還有可能助長真正犯罪者的對抗和僥幸心理；而“如實供述”也并非“自證其罪”，只要不強迫其認罪，“如實供述”也未嘗不可。

而“不強迫自證其罪”既暗含了可以沉默不答的權利，也不拒絕犯罪嫌疑人的“如實供述”。事實上，“不強迫自證其罪”原則是把“雙刃劍”，既是現代法治國家賦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基本權利，體現了法律對其人格尊嚴的充分尊重，也是保障司法正當程序的重要前提。聯合國通過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4條第3款明確確定，“凡受刑事指控者，不得被強迫做不利于自己的證言或者被強迫承認犯罪。”因此，將“不強迫自證其罪”入法，不僅符合“無罪推定”的訴訟理念，實現與美國、法國等許多國家的法典條款的接軌，也是遏制酷刑與刑訊逼供的最有效措施。

長期以來，在“有罪假定”的司法理念影響下，“坦白從寬，抗拒從嚴”成為普遍奉行的審案政策，而嫌犯對被指控“犯罪”事實“供認不諱”成為司法人員辦案的理想效果。于是，不惜使用各種直接的或間接的、身體的或心理的虐待和施壓，即采取刑訊逼供、敲詐、威脅等方式和手段，迫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招供”，就成為必然。“不強迫自證其罪”入法，在很大程度上是為司法人員套上了緊箍咒，有助于提高遏制刑訊逼供的“自律”意識。

當然，“不強迫自證其罪”入法只是堵塞了濫施酷刑的法律漏洞，杜絕刑訊逼供還有賴于對審訊過程的監控。由于犯罪嫌疑人對于強勢公權明顯處于弱勢，加之辦案過程的隱秘，對刑訊逼供的認定常常取證困難。因此，加強對訊問過程的監督與控制十分必要，對此刑訴法修改也要有明確的規定。比如，建立確保如實完整的訊問筆錄制度，實施同步錄音錄像監控制度，律師現場監審制度等等。只有把偵訊過程中的“自律”和“他律”結合起來，才能有效遏制刑訊逼供的發生，并且減少由此引發的法律糾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