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領導干部退休后，多數去向低調，甚至不少徹底淡出了公眾的視線，然而，據媒體報道也有些領導干部則選擇去上市公司擔任獨立董事“發揮余熱”。記者粗略統計，在市值排前50的上市公司中，有34位政府退休高官任獨立董事。（7月6日《深圳商報》）

隨著我國退休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每年都有一大批各個層級的領導干部從工作崗位上退休賦閑，他們有著多彩的人生閱歷和豐富的管理經驗，是黨和國家的寶貴財富和精英群體，正確組織、引導、發揮好他們的政治優勢、經驗優勢、威望優勢和時空優勢，對于推進黨的事業發展和幫扶年輕一代成長，具有非常重要的促進作用。

然而，由于缺乏對退休干部去向的制度性安排，加之社會潛規則的蔓延侵蝕，一些退休干部尤其是退休高官的“發揮余熱”，成為其在任權力和既有人脈的不當拓展與延續，成為官員“權力期權”和企業“投桃報李”的利益交換平臺，“發揮余熱”變味成“發揮余威”。企業看中的是退休官員原任職務的影響和人脈交際的潛能而并非“工作能力”的強勢，通過“返聘”、“特聘”的合法形式，實現企業以不平等競爭牟取利益和官員“發揮余熱”獲取高薪的互惠雙贏。市值排前50的上市公司聘請34位政府退休高官擔任“獨立董事”，就是明顯例證。

由于“獨立董事”是指獨立于公司股東且不在公司中內部任職，并與公司或公司經營管理者沒有重要的業務聯系或專業聯系，可以對公司事務做出獨立判斷的董事。因此，有人將此戲稱為“花瓶董事”、“榮譽董事”、“糊涂董事”等。盡管《公務員法》有“公務員辭去公職或者退休的，原系領導成員的公務員在離職三年內，其他公務員在離職兩年內，不得到與原工作業務直接相關的企業或者其他營利性組織任職，不得從事與原工作業務直接相關的營利性活動”的明確規定，但由于在現實生活中，很難判斷某些企業或者其他營利性組織是否“與原工作業務直接相關”。因此，采取“獨立董事”的方式，具有很強的裝飾性和隱蔽性，既可以規避現有制度的約束，又能夠為企業經營和退休高官帶來隱性利益。媒體稱之為游走在法律與紀律之間的“灰色地帶”和極易滋生各種經濟問題的“監督盲區”。由此可見，進一步制定約束退休干部晚年生活的可操作性制度，對于規范企業平等競爭的市場秩序，保持退休官員的潔身晚節，非常必要。

首先，要把退休官員的離職去向納入黨管干部的監管視野，實行退休干部企業任職報告制度。據報道，澳門政府對高官離任后從事私人業務有明確“過冷河”的禁制期限制，行政長官及主要官員在離任后1年內不得從事私人業務；期限屆滿后，離任行政長官于隨后2年或離任主要官員于隨后1年內欲從事私人業務，仍需向委員會申請并取得現任特首的許可。“委員會”由3名成員組成，成員由行政長官在公認具公民品德的人士中選任，并指定一名主席。離任特首及離任主要官員終止職務后從事私人業務的原則及標準，由委員會制定并由現任特首確認和公開。違反法規從事私人業務的離任高官，可被判以最高一年徒刑或最高120日罰金，以及可被禁止擔任公共職務，為期五年。澳門的做法可以成為我們規范官員退休任職的借鑒。

其次，要加強對退休官員晚年生活的組織引導，疏通退休干部發揮余熱的渠道。事實上，許多有志于為民造福的退休干部，離崗不離黨，熱心獻余熱，他們在身體條件允許的前提下，繼續涉足社會公共事務，積極參與公益事業，為當地的經濟發展、社會穩定和政府決策貢獻聰明才智。原保山地委書記楊善洲就是他們中的典型代表。因此，對退休干部發揮余熱的熱情和行為，不僅要有明確的制度規范，還要致力于有意識的開發引導，要通過建立老發協、老體協、老科協、關工委等涉老組織，把老干部的奉獻熱情引導到促進發展、保持穩定。促進和諧上來，積極創造條件，搭建平臺，讓退休官員的各種優勢通過正常渠道得以充分發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