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的“三公消費”難治,以及“三公經費”公開中存在的問題,歸根到底還在于目前的預算體制不完善,監督不到位

截至7月底,在90多個中央部委中,已有88個公布了去年的“三公經費”,另外,北京、上海等地亦公布了市一級“三公經費”使用情況。

從已公布的中央部委、地方“三公經費”看,有這樣幾個明顯特點:一是“三公經費”總體偏高,多數部門2010年的“三公經費”都超過一億,海關總署超過5億元,國稅總局甚至超過21億元；二是除審計署等少數部門外,多數部門公開的數據過于簡略,缺乏相應的解釋與說明,不具備專業知識的普通百姓很難看得懂、看得清；三是“三公經費”中用于公車消費的占大頭,2010年中央本級“三公經費”決算支出為94.7億元,其中公車支出61.69億元,占整個“三公”經費的六成以上,北京市的“三公經費”數據中,公務用車購置及運行維護費也高達9.1億元,占到“三公經費”的八成左右,可見公車改革之難。

首先應該肯定,盡管還有一成多中央部委到現在未公布“三公經費”決算支出狀況,而且已公布的部委中也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但畢竟已經開了個頭,如果考慮到去年還有一些部門以機密為由對公民申請其公布經費使用情況加以否決,在僅僅一年不到時間,“三公經費”就向社會公開,并將很可能成為制度慣例,這個進步是值得肯定的。

不過,目前的“三公經費”公開還處于“初級”階段,為了更好地滿足公眾的知情權和監督權,同時也為了使問題得到解決,“三公經費”公開僅僅停留在此水平是不行的。從“三公經費”看,它存在兩方面的問題:一是公開的方式、時間等不能很好地滿足公眾的需求；二是不合理的“三公經費”太多,超出政府部門履職的需要。

從政府部門履職和運轉角度而言,一定的“三公”支出是需要的。若這個支出有助于改善政府部門的服務,哪怕因此多花一點,想必公眾都不會有太大意見。但目前的“三公”消費,很多與政府部門的履職和服務并沒有多少關系,而是用于政府部門自身的“非生產性”消費,用于工作人員特別是各級領導的福利。這從公車費用占“三公經費”比例之高可見一斑。

由于今次“三公經費”的公布是歷史首次,從善良的愿望出發,在公開上出現時間拖延、數據簡單等現象可以理解,新事物的出現總要有個適應過程,何況這種原來只有少數領導和相關工作人員才可掌握的機密數據。但是,第二次、第三次乃至第N次公開就不能再這么簡單,拿一個籠統的數據和模糊的解釋來應付公眾,而必須有對因公出國(境)經費、公務用車購置及運行費、公務接待費使用情況的詳細說明和解釋,對公眾的疑問有誠懇的回應,否則,“三公經費”的公開意義會大打折扣。

為此,須有制度上的保障,以使“三公經費”的預算公開不流于形式,它包括建立“三公經費”公開的硬性約束機制,對不能按時公開的部門,以及對公開后發現動用公款進行“三公”消費造成揮霍浪費的,要進行問責；立法規定預算公開的內容、方式、主體、時限、說明語言等,確定細化標準,以做到通俗易懂,一目了然。

除此外,還需要切實改進目前的預算體制。這是更為根本的事情。多年的“三公消費”難治,以及“三公經費”公開中存在的問題,歸根到底還在于目前的預算體制不完善,監督不到位。所以,要切實管住一些政府部門亂花錢的毛病,必須在預算公開的基礎上,建立一套完整的預算報告、審查、聽證、審計、評估、問責和處罰制度,并在預算編制、執行和監督各環節形成權力制約和平衡機制,構建人大、政府、社會公眾共同參與的多層次的預算監督體系。

能否管住亂花錢,“三公消費”是最好的抓手。在預算公開的基礎上,如果能適時啟動預算體制的改革,將善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