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把豆包不當干糧，別把村長不當干部。”這句中國鄉村的俗語精確地說明了底層政治現實：小小的 “村長”即村民委員會主任的權力不可小覷。然而，若從村委會這一機構的法律地位來分析，村委會主任確實不是“國家干部”、“公務員”——置換成古代的語境，則他不是“朝廷命官”，村委會是村民自治機構，村長是由全體有投票權的村民一人一票海選出來的。

但現實中往往不是這樣的，不但某些村民選出來的“村長”成了縣、鄉這類權力機構的派駐者，而且一些村長還利用村民授予的權力反過來損害村民的利益。例如，廣東佛山市禪城區南莊鎮紫洞村黨支部書記、村委會主任劉子榮就曾涉嫌挪用村集體資金近2400萬元，其中大部分是村集體留用的征地補償款。而有關報道數據顯示： 2008年，全國有1739名村黨支部書記、1111名村委會主任成為涉農職務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

村民據《村民委員會組織法》選舉出來的村干部，反過來傷害村民的利益，這可說是“村官”角色的異化。這種現象已經從根本上威脅了《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的法律尊嚴以及中國基層民主建設所取得的成就。

從人性及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經驗來看，代理人損害被代理人的利益以自肥的現象并不少見。但在鄉村這個熟人社會里，村民自治組織的負責人若謀私自肥，很容易被察覺。村民們監督、制約村干部比對高層級政府官員的監督、制約方便也有效得多——完全可以用選票將其趕下去。

然而，在生活中，人們會發覺村民用選票罷免一位損害村民利益的“村官”是多么的艱難。原因何在？往往是因為這類“惡劣村官”和某些基層政府結盟。

照理說，村民選舉村官，罷免不合格的村官，是村莊的“家事”，鄉村、縣市政府只能是一個中立的裁決者。然而，在中國鄉村社會，許多鄉鎮、縣市政府有著自己的利益，而且常常與村民的利益有著很大的矛盾與沖突。最為典型的是：中國農村土地的集體所有制，決定著法理上是一個經濟組織的所有成員共同擁有某些土地，但土地對單個人、單個農戶而言，其權屬是不明確的。一個農民不能明確地說哪塊地是他的，而一些地方政府幾乎靠“土地財政”養活，他們有著拿走農民土地的天然沖動。“土地集體所有”這種模糊的所有制為地方政府拿走農民的土地開了方便之門，然而這一行動的成功必須有村民權益代理人——村干部的配合。

于是，因為利益的沖突，村委會主任等“村官”的處境頗為尷尬，他們處在基層政府和村民之間，是依法維護村民利益，還是出賣村民利益取悅基層政府？在這場博弈中，基層政府更為強勢，他們不但能依靠組織的力量極大地影響村委會選舉，而且能用“利誘”來控制村干部為己所用。如此，村民選舉的利益代理人很容易異化為傷害村民利益的個別基層政府的代理人了。——缺乏產權清晰的土地所有制度是今天農村因土地產生的官民沖突頻發的根本原因，這也是為什么個別地方基層政府喜歡貪腐、黑惡的“村官”——因為這樣的村官以權謀私，容易和地方政府結成利益同盟。這也是為什么一個個損害村民的 “村官”被舉報后查處起來那么困難的原因所在——因為他不僅僅為自己謀私。而真正能抵抗住誘惑、依法維護村民利益的 “村官”，容易得罪基層政府，他們的處境可想而知。

地方政府若在鄉村不能中立公允地充當裁決者和服務者，那么以權謀私的村官就會前赴后繼，而村民舉報不良村官、維護自己合法權益的成本則是相當的高——因為他們對壘的決不是一兩個小小的村官。

（作者系媒體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