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維權”也需要有“制度保證”

昨天中午12時許，漳州角美龍池燦坤的一些員工拉著橫幅，排成兩排，站在燦坤2號門門口的公路上，導致該路段廈門往漳州方向，交通嚴重癱瘓。一個小時后，該路段才恢復通行。（《海峽導報》12月4日）

工錢被拖欠，工人的心情當然不難理解，不過，因此便拉橫幅堵路，導致交通擁塞，如此“把張三的錯發(fā)泄在李四身上”，顯然讓人無法恭維。事實上，上街堵路本身甚至就是一種違法行為，以違法方式來維權，也的確是不夠理智。

應該說，這些工人的過激做法，的確有些不妥，欠薪通過勞動部門和信訪維穩(wěn)中心進行合法理性維權，不要采取過激手段，也的確不失為維權的正道。不過，討薪外來工是不是真的天生就習慣于使用過激手段，是不是真的沒有通過正當渠道便直接上街堵路，其實還應有進一步的調查才能得出結論。在此之前，假如僅僅是就事論事，并把問題和責任全部歸咎于討薪工人的行為過激，恐怕并未真正從根本上化解導致群體性事件的根源。

事實上，對于這些討薪工人而言，假如不是無計可施，恐怕也不會想到并最終采取“拉橫幅堵路”這樣極端的下下策。然而，明明付出了勞動，卻領不到報酬，工人權益受損其實已不言而喻，但是，工人們真的能夠通過合法途徑順利維權嗎，可循的維權路徑的確是有，但這些路徑走起來卻未必樂觀，讓相對弱勢的工人去和老板商量，勝算其實并不大，而相關勞動權益部門，很多時候也同樣未必靠不住，對工人的維權訴求打官腔，或是以各種理由拖拖拉拉，愛莫能助的，也同樣不在少數(shù)，既然正規(guī)維權途徑不是經濟成本太高就是時間成本耗不起，這個時候，對于維權無望的工人們而言，“上街堵路”這一把事情鬧大的險招，還真是極有可能成為最后一根稻草。

曾經聽到過一位警察的抱怨，被欠薪的工人鬧事，勞動部門不出面，欠薪的老板躲在后面，卻讓我們警察去平息事件，根本就是找錯了“系鈴人”。某種程度上，當維權發(fā)展成為群體性事件，而勞動部門卻一無所知，欠薪老板更是無關痛癢，這本身其實就是十分不正常的現(xiàn)象，單方面要求工人去理性維權，卻不對勞動部門的響應速度與維權職責加以明確的約束，如此“理性維權”的確難免一廂情愿。而從事件最后通過協(xié)商，約140名工人全部拿到了工資來看，把事兒鬧大還真不失為維權的捷徑。

基于上述視點，把事情“鬧大”，制造群體性事件，竟然成為社會矛盾和糾紛的最終出口，固然一定程度上說明當事人存在著法律意識的欠缺，但與其全拿當事人的不夠理智和過激行為說事兒，倒不如更多的去反思社會對于矛盾和糾紛的疏導渠道是否暢通。正如下水主管道的堵塞必然會導致污水四溢，甚至殃及無辜，確保維權通道的暢通無阻，才是防止群體性公共事件的對癥之策。一言以蔽之，“理性維權”也需要有“制度保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