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梁思成到吳良鏞的成就與無奈

人居環境科學與城市發展建設密不可分。城市的成長是一個長期的過程，但在中國城市非常規發展的背景下，城市規劃的落地經常“快速硬著陸”，一個好的城市規劃方案也往往在過程中受到層層阻礙，要么因資金建設缺口，使得基礎設施建設偷工減料，要么因為開發博弈，使得建設意圖被隨意更改，要么因為想增加土地收益，擅自侵害公眾利益，一個規劃設計方案想要付諸實施，多半是以打折為代價。而在各種實踐中，城市規劃工作者作為藍圖的捍衛者，也希望采取多種手段贏得主動——比如某些城市綠色廊道，本來20米已足夠，我們會控制為30米——這就是為了應對必然到來的“被迫打折”，是應對技巧，更是迫于無奈。此為其三。

正因為上述三點原因，我們自己的城市專家、城市建設管理者和城市擁有者三個群體，尷尬地站在了三個孤立的角落，彼此毫無關聯。這才導致了吳先生“臺上領獎風光，臺下形單影只”的客觀現實。

城市是一個復雜的綜合體，從有機論的觀點認知，其成長也如同生物般，帶有一定的自我完善屬性，這種屬性本質上依附于其使用者——人類本身，只有人類建設行為的長期正向回饋，才能將城市建設拉入一個良性循環的軌道。因此，我們每個人作為城市的主人，應把公眾參與作為切身投入城市建設的最重要利器。這是一個連續的雙向交換意見的過程，它增進公眾對政府機構、集體單位等在城市建設方面的做法與過程的了解；積極征求全體有關公民對各類建設行為的意見和感覺，有效推動了城市建設與市民認知的高度互動。目前中國此類制度已經陸續出臺，但還不夠完善，所能發出的聲音還很微小。歐美的城市規劃公眾參與工作，則始于上世紀50年代，經過多年的總結、反思和探索，到今天已形成了一套長效健全的制度，深刻地影響著現代歐美城市的可持續更新。

一個人難以改變世界，但一個健全的制度卻可以，中國城市的發展需要喚起公眾的力量，盡快建立起具有行之實效的公眾參與制度，讓民眾和吳先生等專家學者一起投入到城市建設的監督和實踐中，讓城市發展少一分浮躁，多一份精致。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將人居環境理論的精髓深入運用于實踐。

梁思成先生等先輩落下的遺憾，不能周而復始地無奈復制，世間變化，舊病難醫，留給中國城市的時間已經不多了。

（作者系上海同濟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主任、《城市中國》雜志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