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校最講“門當戶對”

媒體報道《2012中國大學杰出校友排行榜》說，自改革開放30多年來，清華大學培養和造就84名億萬富豪校友，校友財富合計近3000億元，超越北大成為2012中國造富大學排行榜冠軍，再次坐實了清華北大是“億萬富豪搖籃”。

公眾更多地把目光投在“億萬富豪搖籃”，其實，這個榜單是對政界、學界和商界的調查統計排行，并非只拿富豪說事。排除酸葡萄心理，不能不承認，清華北大走出來的學子，很多人在政界、學界、商界頗有建樹，誕生了大量的“國家精英”。

但是，一個人在各行各業上的成就，與所畢業的學校有多大關系呢？簡單地看，在一個文憑成為求職敲門磚的社會，名校背景能給求職者加分，起點會較一般人高，獲得成功的概率更大。但是，所謂爛泥扶不上墻，學校背景給了入職的便利，最終的成功，還有太多復雜的因素，清華北大有更多學子爬到權力和財富的頂峰，還有一個出身的原因。

這些年，很多人都在討論寒門子弟很難上北大清華等名牌大學。《我國高等教育公平問題研究》表明，中國重點大學農村學生比例自1990年代起不斷滑落，北大農村學生所占比例從三成落至一成，清華2010級農村生源僅占17%。學者梁晨在論文《無聲的革命：北京大學與蘇州大學學生社會來源研究（1952～2002）》中指出，上世紀90年代后，北大學生中，干部子女占比呈現上升趨勢，到1997年，該比例達到39.76%，首次超過專業技術人員子女，更遠超工人和農民階層。當然，這里的“干部”不是特指行政系統里的官員，也指企事業里的“官員”。無論哪一種，要么有一定的權力，要么有一定的經濟實力，寒門更像一種點綴。

這與現行的大學選才機制不無關系，大學入學篩選機制為名校與較好家庭子女的“聯姻”進行了很好的牽線搭橋。“干部”家庭的子女是名校喜歡的人才，他們的“素質”為名校所欣賞，并通過考試加以鑒定。因為，現行考試重邏輯分析能力，語言組織能力，以及某些“素質”，這并不是在鄉下玩泥巴可輕易獲得的，更多的要靠閱讀、思考、家教、社交、競賽、強化訓練獲得。在這方面，高富帥比屌絲更有優勢。所以，現行學校選才制度給名牌大學一次家庭、基因的篩選機會，分野由此而來。這一點被學者廉思的調研證實，他與團隊走訪的蟻族，發現家庭狀況與所考入的學校成正關聯，“出身越底層，上的學校越差”。

講關系、講人脈的社會為階層的固化澆注“混凝土”，家境較好的學生出到社會后，站在父輩的肩膀上，長袖善舞，更容易接近或進入各種權力和經濟中心，在政界和商界嶄露頭腳，變得更高更富更帥。反過來可以給學校臉上增光，為名校“內心里”看重，彼此心有動焉。

因而可以說，這是一次強強聯手，像清華北大這樣的名校天然地容易獲得權力、社會方方面面的資源，而“干部”家庭子女更有機會去分享。別的不多說，像清華北大這樣的名校在全國學生組織和共青團組織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為政界輸送了大量后備人才。變成“國家精英”的校友再通過種種形式反哺母校，合作甚歡。

這樣強強聯手的“聯婚”更為露骨的則表現為向權貴拋媚眼。像清華北大辦的MBA、EMBA培訓班和“博士論文”班等等，專為權錢而設，它招收了大量的官員和富豪，這些學生當然是清華北大的校友，而且很多杰出校友就從這里產生。別人種樹澆肥，清華北大摘桃子，但換一個文雅的說法，叫“培養和造就”。

如此分析，可以清晰地看到像清華北大這樣的名校在篩選人才、制造精英、資源分配等方面都體出深刻的社會性，那就是，名校并非我們想象的公平，像清華北大這樣的名牌大學，實際上起到資源分配的工具作用，它在精英教育這個平臺上，形成人才、資源或明或暗的聚集，又通過資源或明或暗的再分配，在社會各階層之間造成了事實上的不平等，尤其是對寒門學子的擠出效應更容易為人所見。清華北大校友在政界、學界、商界獨領風騷，不過是印證了這一點罷了。

清華北大都聲稱要多給農村一點招生名額，在我看來這只是一種應景的姿態，如果制度允許，強強聯手一定是人們的理性選擇，“門當戶對”總有其存在的道理，只不過，底層的向上流動因此被削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