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改不能只是圍著數字打轉

5月25日零時起，浙江義烏實行公立醫院改革試點，藥品零差率銷售。該類醫院的普通掛號費從原先3～4元，漲到10元。衛生局回應稱，此次調整包括掛號費在內的服務費上調，但降低藥價，患者實際負擔減輕了。對此，有多篇評論對此提出質疑。有人提出,醫改不能從以藥養醫變以費養醫。（5月30日《珠江晚報》等報道）

在多地，醫生掛號費、診療費、手術費在悄漲，是本輪醫改的一個新變化。不久前有消息稱，在某城市，即將建立醫事服務費，最高可收取60元。問題恐怕在于，掛號費漲了幾元，和以前究竟有什么不同？這是關鍵。如果這個問題說不清楚，普通民眾對這樣的漲價想不產生抵觸心理，才是咄咄怪事。上輪醫改，政府無比熱衷于降藥價，發改委總計發出過29份“降價令”。按理說，降價政策受到擁護才對。但現實卻并非如此，因為利益鏈未得到梳理順通，政策若如紙上餡餅，公眾用藥負擔未得到實質性的減輕。在這種堅硬的現實面前，即使官員再賣力宣傳，還是得不到認可。

醫改圍著數字打轉，是長久以來形成的一個怪現象。以抗生素為例，為了遏制抗生素濫用，衛生部門出臺了據稱是“史上最嚴”的監管政令。按照新的管理法規，三級醫院抗生素種類原則上不得超過50種，二級原則上不得超過35種，口腔醫院抗菌藥物品種原則不超過35種，腫瘤醫院少于35種，兒童醫院不到50種。其次，綜合醫院住院患者抗菌藥物使用率要不超過60%，門診患者抗菌藥物處方比例不超過20% ,急診患者抗菌藥物處方比例不超過40%。

定出這樣的數字比例，恐怕是在向發達國家地區學習。因為在國際上，別人的抗生素用藥比例是這個水平，所以我們就向這種標準靠齊。同樣，為什么又是提高診療費，壓縮用藥比例？恐怕還是出于一樣的原因。但如果單單只是復制表面的數字，現實意義究竟有多大？在這點上，它是值得懷疑的。

歸根到底，診療費偏低問題其實歸咎于醫生勞動價值得不到承認與尊重。一條活的生命，可以為一個社會創造驚人的財富。醫生在挽救一個個病人的同時，其實也在間接的創造著驚人的社會財富。但是，為什么創造了巨大的財富，醫生們卻所得不多？

再講個笑話，一個主人，分別養了一個司機，一個掌柜，一個醫生，他們的工資應該怎么來定？按照常識，原本掌握主人生命健康的醫生應該拿最高的工資。但最后的結果卻是，醫生拿了最低廉的薪水。因為，員工的工資是由管理錢財的掌柜來定的，而不是由主人來定的。

回到生活中來，即使掛號費漲到10元，醫生的地位與待遇依然絲毫得不到多少改變，難道他們就因此可以擺脫以藥養醫，或者過度醫療養醫的命運及角色？這才是要害所在。對醫生們而言，如果沒有身份與角色的轉變，沒有地位與權利的提高，勞動價值依然得不到承認，簡單起伏的數字并不能帶來什么新變化。而醫患都不認可支持的改革，究竟能走多遠？這是一個更大的問號。